好翻译的标准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望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系统功能语法、英汉对比及翻译等,E-mail:jgwgq@pku.edu.cn(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提出一个通俗易懂、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文章首先分析了严复“信、达、雅”的内涵,讨论了严复的翻译实践;然后结合翻译实例,深入论证了好翻译的标准,即译作不能违背原作的主要思想、译文要有可读性、神似与形似兼顾;最后进行归纳总结,得出如下结论:好的翻译应在似与不似之间,是直译和意译的结合。


期刊代号:H1
分类名称:语言文字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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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严复的“信、达、雅”

      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不能不提严复的“信、达、雅”。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赫胥黎,2007:141)他接着指出:“《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规,亦即为译事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赫胥黎,2007:141)严复还提到,求“达”也是求“信”,即“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郝胥黎,2007:141)。

      综上所述,严复倾向于认为译文要“信”、要忠实于原文,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他并未讨论为什么要“信”,而仅讨论了为什么要“达”、为什么要“雅”。但是,“达”和“雅”并不是翻译的最终目的,而是手段,“信”才是目的;“达”和“雅”最终都是为了“信”,“信”离不开“达”和“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者是一个整体,目的都是将原著的意思更好地转达给读者。但三者并不在同一层次上。“信”“达”是第一层次,是基础层次:不信不是译,不达也不是译,译必须“信”和“达”。“雅”则属于第二层次,是较高的层次。“信”“达”的译文是合格的译文、好的译文;“雅”则是为了使其“更好”。

      那么,严复自己的译文是“信、达、雅”的吗?严格地说,特别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严复的译文是有删节的。其《天演论》译自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Evolution and Ethics,该书最初的书稿为1893年5月作者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以下简称“演讲”),1894年再版时,在前面增加了“Prolegomena”(导论)部分。而严复却将“导论”译作《天演论》(上)(1898年版),“演讲”内容译作《天演论》(下)。其实,通过“天演论”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该书不是全译——题目仅是“evolution”的汉译,而“ethiCS”(伦理学)却被丢掉了。这是因为严复跟赫胥黎的目的是不一样的: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是要通过达尔文进化论探讨与此相反的人类社会生存原则——虽然物竞天择,但不适者也应该得以生存,也就是说,让不适者也能生存才是真正合乎人类伦理的社会;而严复则是要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来唤起国人的忧患意识,推动社会变革,为此,他删除了赫胥黎“导论”第一节第五段中关于“进化”的一个注释①和第七段关于“进化”的正文内容②。他还在“导言二·广义”后增加了1 040字(而英文原文仅为812个单词)的“按语”,介绍了他赞同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进化”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天演论》颠覆了赫胥黎的原意,并不符合“信”的要求。《天演论》的“按语”共有17 704字,约占全书总字数33 814的一半以上。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不是翻译,而是创作。

      其次,对于英文原文的内容,严复也并未全译。赫胥黎为了吸引听众,也为了把自己在伦理方面的探索比作杰克的上天探险,用“Jack and the Beanstalk”这个故事作为“演讲”的开场白,并贯穿始终。其第一段开头是:“There is a delightful child's story,known by the title of 'Jack and the Bean-stalk' with which my contemporaries who are present will be familiar”(Huxley,1983:104);第二段开头是:“My present enterprise has a certain analogy to that of the daring adventure.I beg you to accompany me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 world of a bean”(Huxley,1983:105)。这些内容严复在翻译时都未译出。他的《天演论》(下)是这样开始的:“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③(赫胥黎,2007:161)。然后又道:“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④(赫胥黎,2007:161)。

      再次,在对全文段落进行翻译时,严复也有很大的改动。例如,“导论”第一段是:“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fore Caesar set foot 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 in which I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 'the state of nature'”(Huxley,1983:59)。而严复的译文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来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赫胥黎,2007:142)。严复的译文将原文中的人称都改了。对于译文改动这一问题,严复自己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在《天演论》“译例言”第一段中明确提到:“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鸠摩罗)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赫胥黎,200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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