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韵学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语音系统和历史演变规律的基础学科，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研究史。历代音韵学人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的韵书、韵图等历史文献，由于历代韵书、韵图中有很多艰涩深奥的音韵学术语，使得众多初学者望而生畏。因此，音韵学素来被称为“绝学”，韵图被称为“天书”。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该学科的普及、传承和发展，将音韵学比作冷门中的冷门、绝学中的绝学一点也不过分。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1]。国家社科工作办也设立了研究专项，支持冷门绝学的研究与传承。5年来，中国传统冷门绝学的研究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并快速发展，中国音韵学作为典型的冷门绝学更应得到重点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来，中国音韵学同仁共同努力，砥砺前行，迎难而上，薪火相传，承继绝学，使得音韵学研究队伍持续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资料异常丰赡，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类型逐年增多，研究范围涉及广阔，研究内容无比充实，研究成果斐然可观。音韵学通论，工具书，教材，韵书和韵图整理，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诸如上古、中古、近代音研究，古音构拟，等韵学研究，对音译音反切研究，诗词用韵研究，方言语音史研究，地方韵书、韵图研究，音释研究，敦煌和黑水城出土语音文献研究，传教士文献研究等蔚为大观，研究内容几乎涵盖音韵学的各个领域。70年来共发表论文、出版专著近8 000篇（部）。 在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研究制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我们中国音韵学人要以此为新的契机，秉持坚守探索、创新超越的学术精神，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共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音韵学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要而言之，上古音研究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中古音研究要突出重点，各个击破；近代音文献要充分挖掘，加强整理；音韵学研究要注重新方法，融入新手段；音韵学研究要建构“三史”，实现飞跃。在信息化时代，音韵学人要集中思考、共同发奋与通力合作，实现建设“汉语语音系统研究大数据平台”的宏伟目标。未来的音韵学研究要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活的方言口语材料“三重证据法”来研究音韵学中的有关问题，用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新的二重证据法”来研究汉语方音史。 一、上古音研究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世纪之交的“古音学大论争”，从形式上看是一场古音学的大辩论，实质上是对古音学重大原则性问题的大论争，极大地推进了上古音的研究。这场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如何客观评价王念孙、章黄学派等经师、王力等语言学家的学术成就；二是仅靠谐声材料能否证明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三是“一声之转”可否用来研究同源词；四是汉藏语是否同源，能否用汉藏语比较材料构拟上古音。这场论争的实质是继承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传统与吸收借鉴西方语言学研究方法之争。正如郭锡良所总结的：“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和以王力先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真实价值，得到了一次比较全面的展示，中国语言学自己的优良传统得到了一定维护。”[2]27-31 曾有人把这场“古音学大论争”看作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不科学之争；郭锡良认为实际上这场论争是崇洋轻中与以我为主（中外古今）、主观轻浮与求真务实之争。[2]27-31通过这场论争，学界已深刻地意识到，在学术研究中，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摒弃意气之争，端正学术风气，促进百家争鸣。要继承与弘扬中国音韵学研究的优良传统，针对语料特性，尝试多角度、宽领域重新审视材料，探寻新的研究方法，挖掘深藏于古音背后的规律，尤其要结合新发现的材料不断做出新的理论阐释和理论创新。“王力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开创的吸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学术潮流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取得了丰硕成果，因而成为一种优良传统。”[3]9-17未来的古音研究，仍然要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本，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4] 目前，上古音研究仍然需要着力探索几个聚焦的问题。首先是汉藏语是否同源的问题。主张同源的白保罗、马提索夫在《汉藏语言概论》和《再论汉藏语系》中举出274组汉藏同源词，以证明汉藏语同源[5]422；梅祖麟将汉藏比较作为构拟上古音的四条标准之一①；潘悟云在汉藏语同源的前提下，构拟了汉语上古音体系[6]101-333。主张不同源的学者则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和文献资料尚不足以证明汉藏语同源。郭锡良认为，中华大地的华夏族与四周其他族群是语言各异的族部，华夏族有史以来就使用同一语言，周代形成雅言，长期国体统一、书面语统一、其他小的部族的语言融入华夏族是主流，汉语没有分化成不同的语言。[2]27-31实际上汉语一直处于语言之间的接触变化或自然音变或两种变化共同作用之中。李方桂从语言类型学角度也论证了汉语与藏缅语族的不同源。李方桂是精通汉语、藏语、侗台语的权威学者，他批评白保罗靠双语词典搞汉藏语比较和构拟上古音的做法是“让人误入歧途”“此类构拟纯属胡闹”[7]。王力也明确表示拟测先秦古音主要依靠传统使用的三种材料，一般不用汉藏语比较材料。[8]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李方桂各家的古音构拟系统都是使用传统的三种材料，郭锡良也指出俞敏的《汉藏同源字谱稿》就是采用王力的古音构拟系统[2]2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