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日本汉语语言学史主流意识

      仓石武四郎（Kuraishi）主持、日本中国语学研究会编的《中国语研究史》是一本重要的汉语语言学史参考书，王立达将之编译为《汉语研究小史》（1959[1957]）。该书涉及文献范围很广，且兼以概述世界各国汉语研究为己任，但遗憾的是，对近现代日本汉语语言学研究的运行轨迹与线索描写并不清楚。

      如何在浩瀚的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文献海洋中厘清其运行的基本轨迹与主线？有这样几项工作必须要做：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文献的清理与编目；近现代日本国语学史文献中汉语学史内容的挖掘；欧美汉语研究学术论著输入日本的概述；日本与中国学者汉语研究“环流”与“映射”关系史的整理，等等。这当中，欧美研究汉语的学术论著输入日本的情况十分引人注目，涉及到上田万年接受德国人甲柏连孜的理论而写成《语言学》著作一事，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考订中国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913）理论“原型”与东西学术关系的成效问题（李无未2021）。由此，研究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的主流意识，成为了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问题。

      1.比较语言学：近现代日本汉语学史“双色调”意识

      由欧洲传入的比较语言学理论在近现代日本语言学研究中的影响超乎我们的想象，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成为了真正左右日本近现代语言学学术历史发展进程的至重要素之一。

      1.1 甲柏连孜《语言学》与《汉文经纬》中的“汉藏语系”意识

      甲柏连孜《语言学》（2009[1891]）主要内容包括语言的习得、个别语言、语言史、语族、语言能力、普通语言学等。甲柏连孜《汉文经纬》（2015[1881]）最早建立了“汉藏语系”理论研究模式，对汉语中古音的研究就采取了用罗马字构拟的方式。书中“方言声母表”以罗马字形式构拟了6-8世纪汉语声母，并连同“方言韵母表”标记了当时官话、北京、汉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潮州、汕头、广州等地方言声母和韵母的读音。甲柏连孜《汉文经纬》（2015[1881]）也讲谐声字，非常类似于后来高本汉《中日汉字分析字典》（Karlgren 1923）所讲的谐声系统中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关系。

      通过对汉语中古音的研究，甲柏连孜大胆地提出了汉藏语系理论模式①。瑞典学者高本汉（1940[1937]）、日本学者高畑彦次郎（1935）实际上是沿着甲柏连孜开辟的“汉藏语系”理论道路行进。

      1.2 甲柏连孜《语言学》与上田万年《语言学》的继承关系

      柴田武考订过甲柏连孜《语言学》（2009[1891]）与上田万年1896年-1898年《语言学》讲义（1975）的关系，他从两部著作的篇章安排发现它们的理论框架十分相似（上田万年1975：1-3；李无未2017）。

      

      1.3 上田万年《语言学》与《国语学十讲》中的意识

      1.3.1 上田万年《语言学》

      该书第一次系统构建了具有东亚特色的“东亚语言学”理论模式。上田万年的《语言学》有时把“东亚语言学”称为“东洋语言学”，中岛利一郎（1941：11）则称作“东亚语言学”或“东方语言学”。这个区域范围以日本为中心覆盖周边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于后来日本侵略者所妄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域范围。“东亚语言学”操弄比较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自己的“谱系理论”，和“印欧语言学”分庭抗礼，其“布局”背后有一张非常明晰的“语言规划地图”。上田万年的“预研究”课题，由其弟子具体实施（石川辽子2014：58）。上田万年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内涵下的东亚语言学，潜藏了以日语为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核心的理论意识，从而奠定了“东亚语言学”研究的学术根基。

      1.3.2 上田万年《国语学十讲》（1916）

      《国语学十讲》（1916）是上田万年付诸实施“东亚语言学”的纲领性文献，还建构了所谓的“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1916：65-80）。上田万年此书所讲的十个问题，与配合日本政府20世纪初侵略殖民扩张战略的制定与推行有直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国语学十讲》第四讲“帝国版图内诸种语言”，专门列了“台湾语”一章，在论述时，分为支那②语、厦门语、漳州语、泉州语、客人语、番语、熟番语、生番语（1916：78-79），把汉语与其方言分开来讲，从语言上为“语言殖民”制造理论依据。作者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全面梳理日本国语、国字、国家战略中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为日本的语言殖民规划与侵略政策制定充当智囊。

      1.4 上田万年“东亚语言学”及日本比较语言学意识的发展脉络

      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的比较语言学研究群体十分复杂，浓厚的“流派”意识、“权威”意识主导学术领域。萨斯（1898[1874]：243）曾说欧洲比较语言学上的“类推”存在着“真伪类推”之分，“真伪比较语言学”的学术走向截然相反。参照萨斯的认知意识，明治末年至昭和初年日本比较语言学研究应该也存在着“真伪比较语言学”两个学术阵营。如果作这样的“界限”划定的话，就必须注意，由欧洲传入的比较语言学理论在日本传播过程中就衍生出两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支脉”：一个是所谓“帝国版图内语言谱系”，后称“大东亚语言学”（乾辉雄1944），可谓之“伪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另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日本式”“真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即东亚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日本式”的比较语言学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语言学史现象，但过去中国学者很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