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粮补给的军事近代化困境

作 者:
姜涛 

作者简介:
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符合近代化军事理念的后勤体制。战前军队军粮通常就地征发,战时则由后方办理,向前方部队补给。与此同时,军粮配拨权力逐渐收归中央,更便于统筹与调剂。理论上,各级兵站与军粮局设立后,军队可专心练兵、作战,不必参与军粮的配拨、征集、移交、补给诸环节。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地方粮政部门、军粮局、兵站以及各部队间难以协调,在体现军事近代化的后勤体制下,国民党军军粮补给反陷入困境。国民党军队后勤补给运作的失灵,使前线部队士兵温饱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严重影响国民党军战斗力。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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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生物机体运行的供能保障。在战争年代,粮食的地位更为突显。一方面,士兵行军、做工事、战斗都需要消耗大量体力,势必要摄入更多的食物。而从近代营养学的角度出发,士兵的口粮不能仅仅满足果腹之需,还要含有更高的卡路里、更丰富平衡的营养元素。另一方面,战时军队是否能高效地获取粮食,在关键时刻往往决定着战场上的成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作战效率高、士气旺盛的部队,往往每一位士兵不仅自带携行干粮,以备紧急情况下食用,而且在作战间隙,后勤保障部队还能将热食送至前线。兵粮军食及其补给在战争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熟悉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对军食、军粮等关键词并不陌生。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频繁被诟病的问题之一便是军粮匮乏,士兵食不果腹①。不过,既往研究多是从后方的军粮征购、征借着手②,或是军粮、公粮一并讨论③,实际并未落实到军队与士兵层面。国民党军队在作战间隙是如何获取军粮的,是后勤补给还是就地采买,抑或其他补给方式?普通士兵吃得如何?诸如此类问题,由于资料较为零散,目前仍没有较详细的讨论。美军二战战史中关于军粮补给、士兵口粮等研究论述已极为细致,而如今方兴未艾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国民党军军粮补给的专题研究仍付诸阙如。

       一、近代后勤体制的建立与战时军粮配拨的中央化

       军事后方勤务(一般简称“后勤”)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武装冲突中战线拉长后的产物,其核心则是西方国家近代工业化后,交通技术的突飞猛进与整个社会组织力、动员力的提高④。而在前近代农业社会的中国,给军队配套后勤体系的基础仍较薄弱。更为关键的是,抗战前,中国军队的地方性极强,机动性又较低,军队中央化远未完成,蒋介石嫡系中央军、桂系军、晋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仍是各自为政。军队一盘散沙的隐性后果之一,便是后方勤务发展落后于军队自身建设。军队吃粮需求也是各军在其控制的有限地域内自行筹措。绝大部分军队没有所谓“后方”的概念,也没有后勤补给需求。抗战前,中国军队在开拔行动前,往往会在粮食较为充裕的驻地再滞留多日,赶办士兵随身携带的军粮,一旦离开驻地便可能多日无粮补充⑤。

       抗战爆发后,桂系军首领白崇禧曾就军队后勤的缺失论述如下:

       中国军人有一种不良的风尚,即以为军人在前方才是好的,前进的,积极的,在后方就是不好的,老大的,消极的;基于此种错误的观念,于是大家都重视作战指挥,而忽于后方勤务的工作。固然这也有历史上的原因:因为近几十年来的战争,多系内战,内战所使用的兵器兵种,都非常简单,部队的单位也小,作战的活动面积也有限,而且更没有所谓立体作战,所以在给养方面,大家都可以就地征发,这种“就地征发”的勤务,而且是一种无组织的无技术的无统计的干活。⑥

       长期割据内战导致后方勤务被严重忽视,而军粮补给又是后勤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抗战前,无论是蒋系部队还是各地方军系,士兵所吃军粮并没有后勤部门协助送上前线,而是大多由司令部发给米津,令部队就地征取。例如,二次北伐前,蒋曾电令预备参战各部队,因米津已发,粮食须自行筹划。实在困难时,才能由所属兵站代为筹办运解。而当时部队与其所属兵站相距较近,实际上仍是就地征发,只不过让兵站代劳而已⑦。又如,粤军在抗战前各部队补给按编制定额,由粤军总部定量发给代金,然后各部自行向市场采购。“作为伙食的粮秣,作为工资的饷项,也是和蒋介石及其他派系的部队一样,混而为一,没有划分数量分发。”⑧简言之,后方的司令部只管发钱,不管发粮。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区制度设立。军粮后勤补给始在战区制之下催生出基本的制度框架,主要体现在多级兵站体系上。在中央层面,军政部筹措成立后方勤务部(简称后勤部),统筹全国的后勤补给(包含但不限于军粮)。后勤部在战区层面设立兵站总监部,支援整个战区的补给;兵站总监部下又依次设立兵站分监部(集团军)、兵站支部(军)、兵站分站(师)、派出所(旅)⑨。相较战前通常临时设立、层级单一的兵站制,这种多层级的自上而下的兵站体系是巨大的进步。一方面,在战区内,军粮补给沿兵站线,从后方逐级向前方输送,有了专业化分工的意味,权责也更加明确⑩。另一方面,军粮补给的权力也借由后勤兵站体制收归中央。

       抗战初期,中国失城陷地还不多,各战区统辖地域较为完整。当时,购粮囤粮也相对容易。加之,战前国民政府曾在重要战略地域囤购、储藏粮食(11),战争爆发后又逐渐移交相应新设立的兵站,因此,兵站内囤有大量粮食现品,战区内各级兵站补给前方部队粮食的压力相对较小。1938年初,负责军粮集中采购的军政部军需署曾有统计,自抗战爆发截至当时,“共购大米一百数十万包,麦粉二百数十万袋,除有一二处存米尚未运完外,余均陆续随交后勤部领运前方各处,分屯配发”(12)。1939年,后方勤务部各兵站共收到军政部转交所购军米,计130余万包,当时估计可敷整个军队3个月之用,即每月平均消耗军米40多万包(一包200斤)。不考虑国民党军人数增减,上述1938年初军需署统计的300多万包新购米麦,至少够全体官兵食用七八月之久。而1939年前,一般要求各战区控制可供该战区内部队食用3月的军粮,战区后方囤3月份,战区后方之总库再囤6月份(13)。总之,由零散数据推测,当时后勤部控制军粮现品虽不充裕,但也大致可满足全国部队一定时期的食用需求。同时,兵站系统甫在各战区铺开,军粮现品由兵站发放的做法仍较为普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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