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为反抗国民党血腥镇压，领导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一支人民军队。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将其定名为“红军”。①1928年至1932年间，以湘赣闽、鄂豫皖、湘鄂西为主，几十个大小不一的苏区拔地而起。随之而来的是中共与红军不断遭到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围剿”“征讨”，陷入一时苦战。红军的革命军事活动及发展态势由高潮进入低迷，复又由低迷转入高潮，最终形成星火燎原之势。②到1933年，全国红军总兵力发展到284687人，尚不含地方部队及26个独立师团和1个游击大队。③日本政府在“扶蒋反共”的方针下，高度警惕中共和红军的发展。④外务省是日本军、官、民、学一体化对华情报调查体制的重要组成，也是日本攫取红军情报的主要来源之一。⑤自1928年始，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展开深入调查，搜罗了大量中共相关军事情报，为日本政府掌握红军动态、预判红军动向提供了一系列重要依据。⑥ 目前学界有关日本对红军调查的研究，以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后为时间节点，将涉及红军的内容置于中共武装斗争的范畴加以剖析，⑦或考察日本馆藏档案中有关红军建军过程、红军性质的内容。⑧日本学者倾向于考察农村革命时期部分根据地的红军发展状况。⑨总体而言，学界缺乏对1928-1932年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情报搜集工作、内容及认识等方面的系统考察。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经过多方调查，如何认识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红军与中共的关系？对于情报中红军军事活动与武器装备，又有何种认知与评介？此外，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主要有哪些情报来源，所搜集到的情报又呈现出哪些特点？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支那各地共匪关系杂纂》(第一卷—第八卷)、外务省情报部编《支那共产党史》⑩、陆军调查班编《支那的共产党活动》(11)、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部编《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12)及波多野乾一编《中国共产党史》(13)等为史料依据，在日文外交档案的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考察1928-1932年日本外务省及驻华领事馆对红军的情报调查和认识过程，还原日本窥探红军动向、警惕红军发展的历史史实，从侧面揭示红军走向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 一、关于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关系的调查研究 1928年至1930年，日本对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是否存在关系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秉持怀疑态度。由于仅掌握一些零星情报，未形成有力的证据链以证实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具有关联性，日本曾一度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传闻而已。1930年以后，日本外务省与驻华领事馆历经几番调查，广罗情报，才逐渐明确了它们的内在关系。 1930年4月24日，广东总领事代理须磨弥吉郎致电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报告朱德、毛泽东带领红军进入粤北边界南雄、始兴、仁化一带。该报告中称，“根据当地日本居留民提供的情报，获悉朱毛红军中约有7、8名俄国共产党员。朱毛红军与官兵(14)激战之后，战场遗留数具俄国共产党员尸体”，并且获知，“俄国共产党员在香港的罗宾逊大街(Robinson Road)36号设有办事处，专门负责同朱毛红军进行联络”。(15)广东总领事馆提供的这份情报，使日本政府了解到红军与苏俄的确存在联络关系，并得知二者的联络管道。然而仅凭该情报，日本无从知晓这种联络关系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无法判断红军是否接受来自苏俄或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 上海总领事馆搜集到的情报与此相似，并对红军接受外国援助一事持否定态度。8月22日，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向外务省提交《支那共产军及苏维埃区域情况》调查报告。对于“红军是否接受苏俄援助”问题，重光葵在报告中表示，“目前无从知晓。只听闻今年3月广西龙州红军第七军举行暴动，其间4名俄人遭国民政府逮捕并被枪杀。目前无法确定这4名俄人究竟是何许人也”。重光葵还认为，“就红军接受外界弹药补给之事，尚无确凿证据。恐怕共产国际对红军并无过多奢望，故未制定任何计划以对其施加援助”。(16)上海总领事馆的情报也只能说明红军与苏俄存在联系，但无法证实红军是否接受苏俄或共产国际的援助。上海总领事馆推测，共产国际并不看好红军发展前景以至于根本没有制定相应援助计划。 日本外务省迫切希望明确红军与苏俄联系的内情，责令各驻华领事馆尽快查明红军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经过数月的情报搜集，广东总领事馆率先探明红军与苏俄及共产国际之间的来往细节。9月12日，广东总领事馆向外务省提交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权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从共产国际派遣指导员、军费资金援助、枪支弹药供给等方面，梳理了中共自成立到组建红军期间与苏俄、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实情。报告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介绍共产国际的马林赴桂林北伐军总司令部拜会孙中山，劝说孙中山为实现北伐同共产党合作，为“容共”政策打下基础。随后，蒋介石访苏，鲍罗廷抵粤。1925年6月，中共领导人苏兆征在鲍罗廷、陈独秀协助下，成立了领导20万工人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实质上等同于成立了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蒋介石在南昌宣布不承认武汉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声明解雇并驱逐鲍罗廷。这期间，中共一直接受苏俄方面的物资及资金援助。鲍罗廷的离开表面上制造出一副中共已同苏俄断绝关系的假象，而实际上是支持鲍罗廷一派所采取的新战术。为抵制国民党日益军阀化，中共方面策划领导全国范围的工农武装暴动，并将暴动推向新的高潮。1927年12月11日，广州(17)爆发的暴动是在苏俄总领事馆馆内策划实施的。当时知晓暴动计划的有5、6名苏俄人(其中1人为使馆副领事)，事发之后均被枪决。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30年3月，红军与国民党部队在陆丰城郊发生激战，红军战死者中发现一具俄人尸体。根据前海丰县长陈祖贻提供的情报，朱毛红军中有7、8名俄人活动，他们借助无线电信设备，直接同苏俄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此外，苏俄每年向朱毛红军给付20万元的军费及物资。彭德怀领导下的红军部队在占领长沙之前，就已获得来自苏俄方面40万元的资助。共产国际则向香港、广东、海陆丰支部分别给付14500元、8000元、3000元的活动经费。(18)共产国际支部驻地经常变动。共产国际方面目前有15-16名俄人潜藏在澳门开展活动，以澳门作为根据地，便于在必要时前往香港等地执行任务。广东总领事馆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当局认为中共与苏俄之间不存在联系，所谓秘密接触只是共产党的某种宣传策略。广东总领事馆并不赞同国民党当局看法，认为中共及红军与苏俄一脉相承，苏俄、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海陆丰县的红军提供了包括武器在内的实质性物资援助以及军费资助，且共产国际特别委派10余名军事指导员奔赴战斗前线指挥红军作战。(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