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2)07-0095-11 辛亥革命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史家书写、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民国时期就有如《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武昌革命真史》《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革命逸史》等成果出现。陈恭禄、蒋廷黻分别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都书写了辛亥革命史。章开沅先生也指出“新中国成立前，除个别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它做过稍为系统的研究以外，辛亥革命史主要是作为国民党党史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御用学者所垄断”①。这既客观评述了民国时期辛亥革命史书写的实际情况，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辛亥革命史书写在新中国成立前确已初具系统。有学者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掀起了第一次辛亥革命史撰述的高潮。”②陈旭麓的《辛亥革命》、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章开沅与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等代表了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史家辛亥革命史撰述的成就。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范文澜等撰写的相关著作与论文，运用唯物史观和新民主主义等理论，已经形成了对辛亥革命史的初步书写体系，深刻分析了辛亥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原因，揭示了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不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政治价值。但学界还尚未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辛亥革命史书写有系统研究，故此拙文以范文澜、胡绳等人的相关著作和论文为中心，尝试探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在中国近代史体系构建过程中辛亥革命史书写的概观、内容、特点及意义。 一、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近代史书写体系的形成 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力图全方位了解辛亥革命，不仅要解释辛亥革命，而且要解释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进程的联系。柯文曾指出历史研究“在于解释人们创造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确定的，不变的)与后来的人们撰述并利用的历史(它似乎一直在变)之间的差异”。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独特性，而且极具价值和意义，“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虽然如此，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③。尽管难以与辛亥革命的直接亲历者和辛亥革命的神话制造者彻底区分，但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解释仍独具特点与价值。 事实上，历史学家书写的辛亥革命史，不仅与辛亥革命的直接亲历者、辛亥革命神话制造者不同，而且历史学家互相之间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辛亥革命方方面面的认识也多有不同。由于意识形态、历史观、道德评判、民族立场和方法论等偏好影响，史家在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及其意义的评判上呈现着差异，“史家往往将其学术训练及智识倾向，与意识形态及政治信仰交织一起，在此语境中型塑其历史表达”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体系构建中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等为代表的现代化范式，和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革命史范式。在各种书写范式⑤中，由于受到不同的思想和方法影响，对辛亥革命史的书写多有不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崛起于三四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主导地位，以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也形成于三四十年代。1933年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出版，它是20世纪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撰写的一部中国近代通史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产生的标志之一⑥。他认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勾结阻碍中国向现代发展，因此反帝和反封建运动必须结合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那种认为只要反对帝国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⑦。李鼎声虽未明确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概念，对半封建的演变过程研究也不足，但他初步构筑起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延安时期⑧，范文澜完成《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后，确定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之后的主攻方向，1943年开始撰写《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6年在延安出版。该书是根据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对中国近代史的论断为基础，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为基本线索，结合史料，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近代史发展过程的著作。全书论证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将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从学术上证明了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从根本上驳斥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对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以蒋廷黻为代表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错误认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政治性⑨。该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成型的标志，而且是初步构建起中国近代革命史叙事体系的标志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