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2)02-0096-15 1949年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历史，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三次社会主义论战”的经典化叙述，即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梁启超等研究系成员之间的“社会主义问题”之争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①这一历史叙事认为，通过三次论战，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明确了要走社会主义之路、走马克思主义之路、走无产阶级专政之路。然而，历史的张力并未因三次论战而消失。就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之后不久，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大”)上，与会代表在共产党员能否担任现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分歧。诸多历史文件与回忆录均表明，这个问题是会议期间争议的焦点。 “一大”上通过的党的纲领(附于参会者陈公博1924年写作的硕士论文后)显示，关于党员能否从政这一问题在会上引发了激烈讨论，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是留待下次代表大会解决。②在会后的一份俄文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详细记录：“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证明，人们加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而“另一方坚持主张，我们必须把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不相信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把国家消灭掉，不相信总罢工会被资本家镇压下去，那么政治活动就是必要的”。③ 与会代表包惠僧和张国焘的回忆录亦可提供佐证。④包惠僧回忆，纲领中“共产党员不得做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吏”与“共产党员不得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团体”两项规定对陈公博和李汉俊刺激很大，“他两人很激动地先后发言反对这个规定”，而“激起了一些代表对他们两人意见的反对意见”。最后，多数支持维持原案，而李汉俊、陈公博成了少数的一方。⑤张国焘也提到，李汉俊主张“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而刘仁静则针锋相对地“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结果，“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⑥ 可见，虽然三次论战使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明确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革命目标，但对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则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是否参加议会选举、是否与现存政治制度发生关系成为争论的关键所在。从“一大”代表们的态度来看，党内多数人都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式的地下斗争，以少数职业革命家领导和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在较短时间之内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不应该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也绝不参与“合法”的议会选举和政治活动，而应该采取秘密组织和直接行动的方式，以大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方式一举夺取政权。在他们看来，在法律范围之内所谓的民主选举仅仅是资产阶级当权者愚弄无产阶级的把戏，参与这种游戏只会将革命引入改良主义和妥协投降的死路。 与此相反，也有少数成员(如李汉俊与陈公博)反对这一孤立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党的早期工作应当围绕劳工教育、民众启蒙以及工人的政治训练和组织工作展开，而不应沉迷于地下秘密活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积极争取民众的普选权利和政治自由，组织工人参与选举和投票活动，在这一过程中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为最后的革命发动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如此，则共产党不可避免要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 本文认为，这一争论并非无关紧要，而是一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如何将这一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问题。过往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共早期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并看到了党内多数成员有一种相较于布尔什维克更为激进化的倾向。⑦然而，这些研究很少深入分析多数派激进化的根源；同时，对于少数派的政治观点与实践也少有涉及。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研究并未严肃对待这一思想差异，从而未能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知识界后被多样化理解的可能性。 本文全面分析了两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理解，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置于全球左翼思想史的框架中，借此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同地域语境下多元化解读的可能性。本文认为，党内多数成员对列宁与布尔什维克的激进化解读受到了来自美国和日本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谭平山与陈公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理解则与考茨基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介绍有关。同时，把这两种革命观放置在二者所处的具体政治与社会情境中体察时，两种主张就都变得容易理解了。 一 通向社会主义：“直接行动”概念指引下的激进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议会政治与资本主义体系遭遇重大危机，而十月革命点燃了工人武装夺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圣火。面对这一巨变，以李大钊、陈独秀为首的一批渴望改造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在中国复制苏俄式的革命道路。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北京和不少省府城市纷纷成立。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到底是如何成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在距离圣彼得堡千里之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通过阅读和翻译有限的英日文书报去想象和理解。 不仅如此，如何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们提出了一个难题。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论大体建立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19世纪中后期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之上。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调查生动体现了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结构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人数不断扩张。在英国的一些工业城市中，工人人口甚至达到四分之三，逐渐成为代表“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阶级群体。⑧这与以自然经济和农业为主的中国国情相差甚远，以至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在列宁主义真正进入中国之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似乎是毫不相关的。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