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2.03.005 凡宏大革命，离不开经典理论指引，也孕育着本土理论。若将中共革命回植到革命土壤，那么“联合”概念的发展演变不仅关乎对革命理论渊源的认知，也关乎中共革命的巩固和发展。中共为辨明敌我，不仅剖析各阶级的实际表现，而且在各时期发展联合政治思想的表达形式。许多具体经验最终成为指导思想，改变着世界革命在中国的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种思想与革命的相互影响尤为突出。①在现有基础上，推动“联合”概念研究，可以再现中共革命的发展轨迹，亦可从中观察革命的跨语际选择，探究中共的思想、机制与实践之间的调适，获取迥然不同的学术转型意义。本文拟从较长时段入手，梳理这一重大概念的时空变迁过程，推动中共政治思想研究的深入，以进一步丰富对中共革命演进的理解。 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早期传播 每一个概念都有它的历史。在古汉语中，表达宣誓缔约，开始共同行动，常用“联盟”一词。与此不同，“联合”概念则多在民间使用。这其实反映着社会等级，也反映着对共同利益的不同认知。当这一概念在无产阶级革命典籍出现后，成为了一个内涵确凿的词汇，熔铸于无产阶级革命丰碑之上。1847年6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运而生。此后，“联合”成为贯穿整个国际共运的政治符号。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马克思再次号召无产阶级的大联合。这个经典的口号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令，也是重要经验与指导思想，经久不息地指引着各国的革命斗争。 在这个特定语境下，“联合”概念传入中国，不再是平常的“舶来词”。这一概念是极具标识性的政治概念，不断衍生出两大语境：一是指发起团体、政党，二是指国家、阶级之间的结盟。虽然当时人们更为熟悉“联盟”字样，但是“联合”概念明显获得了更多的推崇。这个新词汇加深了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抽象理解。革命风暴前，“联合”概念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行动时代”。这个新颖的词汇日益具有了特定的指向，并引导着革命运动的发展。 对于这个源于典籍的概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知还只是理论移植的结果。当时，中国的工人散落各处，因相互竞争而无法联合。从语义分析，无产阶级革命传人中国后，被理解为“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由于各方对概念的接受程度存在差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自觉地加快了概念转化进程。1919年8月4日，毛泽东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率先表达了对“大联合”理想的热切期盼。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②这个转变确立了革命实践的前提。 在“联合”前冠以“大”字，是中共立足本域的独造。它体现了鲜明的中国问题、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在此语境下，语义变化在所难免。考虑到中国实际，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表示，与外国不同，“我们期盼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③。与经典口号相比，其变化有二：一是向往大联合，也主张小组织；二是不局限于一阶级联合，而是全国各阶级联合。归根结底，这些差异都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陈望道决心重译《共产党宣言》时，也产生了类似的微妙改变。为加速中国社会进化，唤醒中国全体劳动者，他最终将“无产者”翻译成“劳动者”。这些都反映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并非盲目吸收，而是进行独立探索来丰富自己的政治思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颁布了第一个工人运动决议，开始将革命理想付诸实施。工人阶级作为中国最主要的革命力量，由其主导的联合行动成为一个极为重要又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决议看，这一行动包含两项工作：一是成立与改组工会；二是联系第三国际，以便于配合与发展今后的阶级斗争。④当然，这些联合意图只是基本原则，较少触及具体问题。 “联合”概念的形成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中共持续的鼓动与转化。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召开前，陈独秀指出，我们应“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⑤。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进一步分析了中共由排他向联合的转变，特别强调这一“战线”，“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⑥。至11月，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在联合战线中需要提出“全国劳动运动统一”的口号，“筹画及指挥实施劳动阶级联合战线”，“以防欧美资本之余波或及于中国”⑦。与“联合”相类似的行动口号已经同时出现在决议的行文之中。 中共“联合”的概念并非没有枝蔓的单线过程，有必要对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混用情况加以辨析。以中共四大为分界线，“联合”概念的使用逐渐规范化。这是应对激烈政治角逐的迫切需要，与政治词汇的滥用、误用亦有关。在相同语义中，“统一”“联合”大量出现，与“分立”“斗争”的界限日益清晰。1925年4月5日，陈独秀在短文《统一与分立》中指出：“武力统一，是兼并不是统一”；“联省自治，是割据是分立不是联邦”，“非语言相同”，即“本部所需要”。⑧当新词取代旧词成为共有概念后，中共意在将概念、使用者与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经过中央审慎的政治甄别，再将其转化为基层组织可以熟练掌握的便利工具。这样一来，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词汇滥用产生的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