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意识是东方文学艺术的深层文化因素，它渗透并联系着东方民族的宇宙观、时间观、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命运观，也具体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叙事结构、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叙事中。探讨四季意识与东亚美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亚文学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形成，进一步理解东亚美学的独特形式和美学建构的奥秘。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气候复杂多样，总体上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明显的地区。灾害性天气频发，夏季多降雨，东南部有台风，冬季又有寒潮，西北部与北部还有冰灾等。由于农作物生长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原始初民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四季意识。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尚书·尧典》就记载，尧帝曾命羲氏与和氏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甲骨文中已出现春、秋二字。春秋时代，中国古人就利用土圭实测日晷，有了“二至二分”的观念，确定了冬至、夏至与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同时在宗教活动中有了四时之祭，提倡依时而行。①《左传》僖公五年里已记载有了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个季节的区分，由此形成了岁时活动，并开了重视季节与政治的关系的先河。②《管子·四时篇》就通过古人对阴阳的观察认为天地通过四时寒暑交替来化育万物。阴阳的观念基于天气和气温的观测而来，它们的出现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诗经》中的《公刘》篇是周人的史诗，里面就写到他们的先祖后稷被举为农师，十几代之后传至公刘，公刘的一大功绩便是率领部落由邰迁到豳(今陕西旬邑)，其中写到公刘到豳之后相地治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所谓阴阳，就是山的向背寒暖，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关于节气以后又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至西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名称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先人对于四季时空变化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并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四时的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万物生长凋零的原因，也成为人们情绪与心灵变动的动因。《诗经·豳风·七月》里不仅描写了季节的变化与劳作的过程及其与万物变迁的联系，也写到了春天里女子的思绪波动：“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子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此，郑笺解释“女子伤悲”是“感其物化也”，这是符合春心摇荡而引起女子伤感的原意的。后来的《淮南子·缪称训》所说“春女思，秋士悲”也是指的这个意思。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小尾郊一说：“一般说来，四季之中季节变化最为显著的，对人类感情的震撼最为强烈的，是春与秋。”③他以魏文帝曹丕、曹植、西晋的张载、张协、刘祯、陆机、阮瑀等的诗句为例，指出“在文学中，把秋作为悲哀之物加以表现，以及这种表现的固定化，实际上是从魏晋之交开始的”。④“魏晋以后的文学中所表现的秋天景物，绝大部分是和《月令》一致的。”⑤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的春与秋短暂，由此产生出被扩展了的爱惜与寂寥之情，结果使之成了最易感受的、更深沉细腻的诗歌所表现的季节。”⑥在另一方面，古人还将四季的更迭、春秋的变化与时光的流逝联系起来，从而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时间的不可把握，在文学的表现中就将时间与空间的咏叹融为了一体，产生一种天气与人事、与人生交融的交感意识，也是美学意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伤春悲秋就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将自然与人事、与社会融为一体的集体无意识。 对此，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从《礼记·乐记》的“感物而动”到陆机的《文赋》“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明诗》《物色》和钟嵘的《诗品·序》，形成了一条“物感”美学理论的显著线索。其中尤以刘勰的总结最为著名。他在前人文学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于《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矝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⑦中国古典美学中这一最有显著特色的“物感”美学就来自四季意识，它不仅是中国抒情文学的源泉，也是叙事美学的源泉。自魏晋之后，中国文学以四季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已经形成固定的格式和传统，并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逐渐丰富与扩张。 在东亚的日本，虽是岛国，南端和北端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的气候差异，但主要的部分位于中部处于温带。气候温和，空气潮湿，四季的变化较为缓慢而有规律，整个列岛处于柔和的环境之内。山脉贯穿于南北狭长的地形，森林较多，日本的文化形态是从对植物的感受与思索开始的，其美学意识也从对自然尤其是对四季的变化与感受开始建立的。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中的最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植物的”。⑧“诸如静寂、余情、冷寂，也大多与植物由秋到冬的状态有关。”⑨中国学者也指出：“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世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人从这种感受中找到了独特的四季自然之美。”⑩《古事记》《日本书纪》里就有了日本人对季节感的萌芽。《万叶集》中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反映出日本人对四季的强烈关心和感受。全卷的许多诗歌是季节歌咏，有些卷如卷八、卷十则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种类，分出“四季杂歌”和“四季相闻”，就是爱情的歌咏也与四季变化中的自然风物结合起来。日本赴唐学习过的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其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一篇里也认为“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立意”。(11)到了中世的诗歌集《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目录中春、夏、秋、冬各自独立。而春、夏又各分上下，所占比重尤重，季节感趋于明确。发展到近世的俳句，“每首俳句必须有一个季题，季题就是与四季有关的题材，范围极广，举凡与春夏秋冬四时变迁有关的自然界及人事界现象都包括在内”(12)。季题成为俳句的结构要素，它不仅增加俳句的姿色，也成了一种审美习惯。所以，日本文学史家久松潜一称日本文学是“季节的文学”。(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