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瑞:汉代天人观念的意象表现

作 者:

作者简介:
陆纪君,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祥瑞是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祥瑞基于汉代“天人”观念正式生成,其作为“意象”应释为“天人意象”。从汉代历史看,祥瑞意象全面表现于当时社会的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第一,祥瑞意象是汉代时间即历史叙述的主要标识,这使汉代历史具有想象与审美的特点;第二,祥瑞意象在汉代空间经验中既涉及平行维度(都城选址、宫殿命名、结构装饰等),又涉及垂直维度,即通过高台建筑与郊祀诗呈现祥瑞意象在“天”“人”之间的游移性;第三,祥瑞意象贯穿汉代封禅礼过程和朝贡体系,建构了当时社会灵光辉映的天下观念。据此可以看到,一个以祥瑞意象为主题的汉代美学时空最终得以呈现,这不仅有助于汉代美学研究真正成为与其时代精神更相匹配的形式,同时也为洞察魏晋南北朝以及后来美学思想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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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先秦两汉学术研究,祥瑞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本上讲,祥瑞是“天”因“人”感召而降示的验证凭信,即“天”“人”相接而成的“天人意象”,属于美学范畴。20世纪初以来,顾颉刚、陈槃开创性地将祥瑞置入现代学术的视野,文史领域的祥瑞研究自此方兴未艾①。但若细究,历史学往往聚焦祥瑞生成的思想依据与政治意义,这导致对祥瑞本身的感性价值关注不足。与此相较,文学艺术更注重祥瑞在具体作品中的表现,代表性论述是从“意象”角度将祥瑞解释为“依托祥瑞物象以达意的具体形象”②。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以往论者使用的“意象”范畴实指“审美意象”,基本规定在于“情景交融”③。因此,祥瑞在诗文中仅仅作为表达情思的手段,自身的感性价值也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就此而论,有必要结合祥瑞与意象的本质作更深入的分析。

       从历史来看,祥瑞在汉代得到正式的理论建构并走向成熟。“天人关系”的演进是祥瑞生成的思想依据。在先秦,人们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虽然弥漫,却未达至理论自觉,天命的感性验证环节也尚未成型④。至汉代,董仲舒等人以更趋神性与感性的方式将天人关系自觉表述为“天人之际”,这是由“天”“人”相接而形成的“动态化的中间场域”⑤。在此之中,元气氤氲,灵光辉映,“天”与“人”因同构于“气”而互动感应,“天人意象”由此生成,也就是祥瑞⑥。需要指出的是,“天人意象”的创构过程已经包含审美活动,因为祥瑞都是美的,如景星、甘露、凤凰等,只有能给人审美愉悦的事物才能被视为祥瑞。至此,祥瑞既是“象”,又是“美”,思想层面的生成过程已然充溢着感性与美的光辉,这正是对祥瑞作美学论述的可能性之处。在“天人”观念的笼罩下,祥瑞成为汉代时空建构的核心意象,从而使“天人之际”落实为“天人意象”,“政治大一统”实现为“审美大一统”。接下来,本文分别从时间、空间、礼仪三个维度入手,全面呈现祥瑞在有汉一代的统摄性表现。

       一、祥瑞意象与汉代时间经验

       祥瑞意象是汉代人时间经验划分的主要标识。不过,时间只是逻辑前设,历史才赋予时间意义,即“如果没有历史,就不需要讨论时间”⑦。就此而言,时间经验只能体现在历史叙述中。并且,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历史并非简单的人事记录,而是与哲学紧密关联。如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⑧为《史记》定位,董仲舒也是将“奉天法古”视为“《春秋》之道”⑨。因此,汉代历史叙述中的祥瑞意象其实是当时的“天人”观念在历史中的表现。或者说,汉代历史是以祥瑞为标识、遍布哲学痕迹的历史。那么,祥瑞如何主导了汉代人的时间经验?

       首先,祥瑞是汉代君主年号的命名依据。年号作为历法的纪年标识而最具有时间尺度的意义,以祥瑞命名年号能够从宏观层面体现汉代历史进程的祥瑞化。一般认为,年号制度自西汉武帝时正式确立,而年号变更称为“改元”,文帝时便已出现。《史记·文帝本纪》:“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⑩文帝改元虽未定具体年号,但“玉杯”祥瑞是促其改元的直接原因。至武帝时,在第五次改元后的第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11)。可见,祥瑞是年号确立的直接动因与命名依据。据学者考证,《史记》此段存有缺漏,“三元”实指“元朔”,与“日月复始”奇异天象有关,而“元狩”属于“四元”的年号(12)。除元光、元朔、元狩外,其后又有元鼎与元封两个祥瑞年号。具体看,“元光”所涉“长星”出自一元六年“有星孛于东方长竟天”,“星孛”即彗星,属除旧布新之瑞;“元朔”指三元六年的“日月复始”奇异天象;“元狩”指四元五年郊雍获白麟;“元鼎”指五元四年汾阴获鼎;“元封”则指武帝封禅泰山,属于具有祥瑞性质的圣事(13)。武帝后,昭帝时又有“元凤”年号,源自始元三年冬十月“凤皇集东海”(14)。宣帝时也有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四个祥瑞年号。东汉章帝时,因凤凰、麒麟、甘露、嘉谷、芝草等祥瑞频生,所以改元并定年号为“章和”(15)。余不赘述。

       其次,从具体历史叙述看,祥瑞标志着汉代王朝历史的开端。按《史记·天官书》:“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16)“五星聚于东井”指五颗行星于南中天一字排开的天象,被史家视为至高祥瑞。司马迁以此祥瑞正式标记汉代历史的开端。班固将此祥瑞解为“高皇帝受命之符”(17),即祥瑞显现以验证君主承天受命身份,从而在哲学上宣告汉代历史的兴起。汉哀帝时“五星失行”(18),预示西汉没落。实际上,有关汉高祖刘邦的祥瑞叙述极为繁杂,《汉书·叙传》总结:“初刘媪任高祖而梦与神遇,震电晦冥,有龙蛇之怪。及其长而多灵,有异于众,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吕公睹形而进女;秦皇东游以厌其气,吕后望云而知所处;始受命则白蛇分,西入关则五星聚。故淮阴、留侯谓之天授,非人力也。”(19)其中,龙蛇、异相、天子气、斩白蛇、五星聚皆在彰显刘邦的神圣身份。南朝沈约对汉高祖的受命身份渲染更甚:“汉高帝父曰刘执嘉。执嘉之母,梦赤鸟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为昭灵后。昭灵后游于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灵后取而吞之。又寝于大泽,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上皇视之,见蛟龙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为高帝。”(20)于是,不仅高祖刘邦为蛟龙之子,其父太上皇帝亦为龙子(赤鸟若龙)。另外,高祖父名“刘执嘉”颇可玩味,因祥瑞又称“嘉瑞”、“嘉祥”等,所以“刘执嘉”本身就含祥瑞之意,或可私妄改为“刘祥瑞”。甚而言之,“刘”指代刘汉一朝,所以“刘执嘉”可解为“汉朝本执祥瑞而兴”,高祖之父一跃成为汉朝之父,由此充分彰显祥瑞作为汉代历史叙述起点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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