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22)03-0001-14 “别现代”一词已在全球以不同的语言流传，英语表述为“Bie-modern”，其定义为a doubtful modernity，亦即一种似是而非的现代性。“Bie-modern”即“别现代”显然是一个中英文合成词，“Bie”是汉字“别”的拼音形式，“Modern”则是英语单词拼写形式。如此翻译“别现代”的本意是为了凸显“别现代”之“别”的中国性，但别现代主义理论却是借助语言但又突破“语言的牢笼”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 什么是社会形态?在笔者看来，社会形态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样态以及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属性特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持续大踏步地迈向现代化，但是，前现代的一些思想观念、制度设施、物质基础等仍如影随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西方的后现代思潮进入国门，引领着文学、艺术、美学理论等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这样一来，中国就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特征杂糅的社会形态，这样的社会形态与西方社会自前现代进入现代、现代进入后现代的“历时态”线性发展的历史轨迹相区别，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并存可表述为“共时态”，或言之为“时间的空间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别现代理论是阐释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理论。 别现代理论始于阐释中国的社会形态，但该理论并不止于仅就中国而言，相反，而是被国内外学者用于研究一种具有全球普遍性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相同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因而日趋国际化、全球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和欧洲自主建立的别现代研究机构的不同命名中看得更清楚。2017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母校，美国佐治亚西南州立大学自主成立的“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The Center for Chinese Bie-modern Studies)，就视别现代为中国特有的现象。而2019年欧盟成员国斯洛文尼亚自主成立的“别现代研究中心”CBMS(The Center for Bie-modrn Studies)则去掉了“中国”二字。问其原因，其中心负责人回答说，别现代是全球普遍现象，并不专属于中国。而且越来越多的欧美学者将“别现代”的一些范畴与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概念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别现代”一词的适用范围。 那么，什么是“别现代主义”呢?别现代主义就是从别现代的现状出发，提出的一种力图改变别现代现状的理论主张，英译为“Bie-modernism”。当前，别现代理论在西方有着广泛传播，在意大利“Biemodernism.org”网站的建设、维基百科关于“别现代主义”词条的介绍，以及在包括英语的、意大利语的、斯洛文尼亚语的学术文章对别现代理论的介绍与翻译中，都以“Bie-modernism”即“别现代主义”来标识别现代理论。因此，别现代理论也被称为“别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源自别现代，但同时又是对别现代状况的反思、批判、更新和改造，这就与西方的后现代来自于现代，却又是对现代进行的改造更新一样，属于自反式的理论范畴。这种自反式理论应和了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这一深刻的哲学思考。 回顾别现代主义的建构历程可以看出，别现代主义是从对社会形态的具体描述和概括着手，再逐步形成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理论主张，最后形成的一种具有划时代特点的哲学理论。所以，我们把别现代主义也称为“别现代主义哲学”。同时，别现代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是从美学研究开始进入哲学研究的，因此，我们对别现代主义的讨论一般是在美学与哲学研究的框架中进行的。但是，别现代主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美学、哲学论域的一亩三分地，而是广泛扩展至国内外的文艺学、艺术学、法学、经济学、旅游学直至艺术创作实践等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因此，别现代主义是一种具有涵盖性特征的哲学理论。为了更有效地展示这样一种涵盖性的理论，笔者将从理论建构的初心，也就是问题意识谈起。 一、别现代主义的问题意识 首先要说明的是，别现代理论和别现代主义是在强烈的问题意识主导下创立的。例如2008年，笔者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我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审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印于封面，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全文转载；同年，笔者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学经典的死去活来》，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美学还是审美学》也都是以问题为论文的中心；2011年笔者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中国美学：从主义出发还是从形态出发》就已经提到了“主义”的问题；问题意识最为强烈的是2012年发表在《探索与争鸣》上的《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被人大复印资料《美学》转载并引发讨论；2012年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当代敦煌学何以成立》；2014年在《南方文坛》上发表了《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美学家》，同年底又在《探索与争鸣》上发表了题为《别现代：主义的诉求与建构》，2018年第5期《探索争鸣》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吗——回应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等》的文章，在2018年第1期著名的哲学杂志Filozofski上发表了“Is it Possible for China to Go Ahead of the World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Response to
Erjavec's,Ernest
,and Rok
Comments on Zhuyi and Bie-Modern Theories”的专栏文章，2019年第2期《贵州社会科学》上发表《别现代：如何面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四道坎?》以及后来发表的一系列与别现代主义相关的文章，大多获得转载并引起热议。实际上，这也正是别现代主义得以产生的原因——对于问题意识的注重，而别现代主义的发展壮大更是离不开问题意识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