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4.020 文无第一，或可谓之中国人文学术评判的一大难题。其实，就全球性的文科学术研究而言，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评鉴的问题和困惑是普遍存在的。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评骘，亦是如此。世间哪里会有世人公认的“最好”史学作品!?除了言人人殊之外，评价的标准确亦因人而异。中国历来就有“文人相轻”、“唯我独尊”的传统，文人的自大孤傲、狂妄不捐，千古以还，在在皆是，不胜枚举。即便是大师巨子们视域中的“低夫下士”、“三家村圣人”，他们自己却往往傲然自以为是，甚而对于学界普遍公认的所谓大家巨匠、文章居府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乃至斥之为“学术垃圾”，亦在所难免①。当然，对于世所称誉的经典著作，如日月之高悬，如珠峰之顶巅，人所共见，并不会因二三子的贬斥毁誉而遮蔽其熠熠清辉。各花入各眼，职是之故，本文所谓的“最好”，虽意在求其普遍性，抑恐也只能是个性的认知。 以个人浅薄的学问，讨论“最好的宋史”这一宏大且颇具挑战意义的学术话题，除自不量力之外，更多的是惶憷。本文首先讨论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结合古今中外的相关评论，提出普遍性的评判标准；其次，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一书为例，对照这些标准，展开具体对照和阐释；最后，将目光置诸最近百余年尤其是1980年代以还的宋史研究，结合欧美和日本汉学家的研究视角、问题、理路和方法，尤其是学术规范，对比中国人文学术整体发展历程中的宋史研究，提出点滴浅见。当然，笔者虽明知共识难求，但付诸笔端，除聊供自勉之馀外，仍希望得到大师巨子、高明睿智者的严厉批判，俾便提升中国宋史研究乃至人文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准。 一 为何要讨论“最好的宋史学”? 2013年9月，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Elizabeth J.Perry)和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陈红民教授主持召开的“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学术论坛，引发了学者更深更广层面的思考②。由此扩展开来，进而讨论“什么是最好的宋史(论著)”，也别有意义。对于学术评断，中国史学界多含混模糊，以口碑为主。宋史学界的前辈多秉持君子风范，只留口碑，不立文字，鲜有得罪人的严正学术批评。至今尚无探讨某一断代史学术标准的论文。其他理由如下。 其一，近代以还的人文学术对宋史领域的关注不足。与汉唐史、明清史和近代史相较，多年来，国内外的宋史研究大致处于相对落寞的境地。虽然近百年来，经过中外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宋史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论著，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与热烈思考。邓广铭、漆侠、陈乐素、李埏、徐规、全汉昇、王曾瑜、朱瑞熙、王德毅、梁庚尧、黄宽重、柳立言，以及海外Robert Hartwell(郝若贝)、刘子健、Patricia Buckley Ebrey(伊沛霞)、Robert P.Hymes(韩明士)、Peter K.Bol(包弼德)、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Ronald Egan(艾朗诺)、 Jacques Gernet(谢和耐)、宫崎市定、周藤吉之、加藤繁、斯波义信、梅原郁等著名前辈，皆发表了足可藏之名山、堪称经典的著作。与其他断代史尤其是晋唐史学者相比，同是1970-1980年出生的中青年学者一般无法相比，遑论与陈寅恪、唐长儒、田余庆等学者相提并论，多少呈现出“总不如”的学术景观。如果进而言之，就宋史研究整体成就而言，除极少数极个别议题之外，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很难褒扬其为“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研究的经典、典范文本，给学界提供了极具超越性、前沿性的理论方法和问题意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③。 其二，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宋史研究领域成果丰富，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且渐有鱼目混珠的趋势。早在2004年，李华瑞业已指出，近50年来刊出的宋史研究论著总数多达1.5万篇，但是与这种数量剧增相伴的，却并非质量的提高，其中“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就王安石变法研究而言，发表“文章千余篇，但有见解、有一定水准的论文大约只占三分之一，其他文章多是低水平的重复之作和泛泛而谈的应景之作”。2005年，李伯重引用了李华瑞的这一结论，并进而用之概指中国文史研究，尤其是热门学科，如经济学研究等④。要之，晚近以还，人文学术几成为专业化极强的谋生职业，论文和著作几乎等同于可用于交换的商品。学者多在论文、著作、课题、获奖等指挥棒下，求实用，谋名利，浮躁浅薄的半成品遂蜂拥而出。 最后，如何使宋史研究走出上述困境，追求“最好的宋史”，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学术发展脉络的道路，建立起中国学术独有的规范和体系，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近当代人文学术发展的历程，针对宋史研究的成果及其整体表现，讨论“最好的宋史”这一议题，意即在此。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宋代地方政治研究》这部书为例展开讨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先对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做出回答，即探讨其具体的标准是什么。 二 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 在讨论此问题之前，有三点需要明确。 第一，学术贡献和成果的评判，不能简单以数量比。尽管在很多人眼里，包括在高校人事管理部门各类评比的表格里，人文学者影响力就在于这些“数量”，但我们应深知，学术研究重在质的创新突破，而不在量的无限累积。 第二，各时代有各时代最好的学术议题及其难度系数，比较与评判应在同一维度内进行，而不能随意跨越。即如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同时代出版的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同一时代出版的王曾瑜《宋朝兵(军)制初探》和《宋朝阶级结构》、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与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均是论题深邃与学术功力深厚的佳作，倘若硬要在二者之间做一评骘，估计是无从着手的。明乎此，始可探讨何为最好的学术著作，何为最好的宋史学。当然，历史文献数据化前后，也不宜混同评骘。 第三，一部学术著作达到怎样的水准，方可称之为“著述”和“一家之言”?如前所述，言人人殊，但学界对此仍有口碑与公论。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学术，以享有盛誉的乾嘉学派而言，义理、考据、辞章的评鉴标准⑤，冀求论著之淹博、识断、精审，良有其则，影响深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和“科学的研究精神”，并总结出清代学界正统派学风的十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