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2)05-0032-10 重新梳理学术史，有助于探讨可能深化的研究路径。 也许是因为临安城(杭州)曾经作为南宋王朝行都之故，近代史家很早就将它纳入研究视野。①从20世纪30年代起，关于临安城的研究已拓展到政治、地理、文化、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②至今近一个世纪，专文专书数量众多，蔚为大观。姚永辉曾撰专文，从综合的城市研究视野出发，梳理其研究发展的基本理路，观察细致，分析中肯，并对此领域今后研究的展望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认为，“将城市史引入经济、政治史研究，促使新史料的充分利用和转换下旧史料的重新审视，将弥补传统研究中的不足”[1]，颇有意义。 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更多地从都城的定位来观察南宋临安，这个城市在“不经意间”从一个地方州城一跃而成为帝国中心的行都，在经过了150年之后其发展历程又被一场军事征服所打断，退回原位。它的地理区位、经济资源、文化风格等要素将如何制约临安行都地位的构成?反过来，行政地位的巨变又将在哪些方面影响这个城市在公元13、14世纪乃至更长时段的发展?或者也是一个有意义的观察点。易言之，南宋临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传统时期行政地位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难得例证。 下文即以此为中心，在学术史的基础之上提出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由于意在梳理思路，所以在下文的讨论中仅在有必要时举例说明，而不追求对相关论著的搜寻无遗。③ 一、城市资源的多方面影响 杭州位于钱塘江北岸，它在帝制前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位于南岸山会平原的会稽。秦初设县，南朝陈祯明元年(587)始置钱唐郡，隋开皇九年(589)改郡为杭州。随着大运河的开通以及钱江北岸低地的持续开发，到晚唐慢慢比肩于越州(会稽)，文献中遂有“东南名郡”之誉。④由五代入宋，更是后来居上，超过越州。因此在学术史上有所谓“杭越易位”之说。[2]五代时期为吴越国的统治中心，笔者称其为“霸都”⑤。终北宋一朝，此地一直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地区中心城市，可与苏州等地并列，常见征引例如地方酒利、商税等财政资料来讨论其经济地位。如何弥合财政数据与地方经济两者之间的落差，深入观察自晚唐到北宋间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似仍是一个可以拓展的议题。要之作为江南运河的终点，无论是因为朝廷财政调拨于此汇集，还是历史记载得以更多地展现，对于这一时期杭州的城市地位，都有一个去伪存真的命题。 等到南宋初年不得不考虑行都的候选地时，杭州城市相对偏僻的地理区位，不算充裕的腹地经济资源，以及介于湖山江海之间的地形条件，真切地摆在了赵宋君臣面前，“钱塘僻在海隅，其地狭小”⑥，这些都成了反对者有力的理据。如此的“先天条件”，自然也就从多方面深刻影响了南宋行都临安此后的发展。无论在国防线构筑、对帝国其他地区的控制，还是城市建设等许多方面都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例如，临安与帝国西部与西南地区的联系，无疑比北宋时期更为不便。[3]这也是南宋朝廷在四川地区推行类省试制度的主要原因。 笔者前此曾经重新估算南宋临安城人口规模，在此可稍作归纳，以为例证。 北宋前期，词人柳永的名篇《望海潮》称誉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常被学人引为论据，推断其时城市的人口规模已达50万。其实终北宋一代，这样的数据更多当属人口意象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口规模实际，还得认真分析。 南宋建为行都后，临安城的人口明显增长。但由于不像北宋开封那样，留有天禧五年(1021)城内10厢户数，探讨南宋临安城人口规模相对困难，各家议论纷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加藤繁就刊布有《论南宋首府临安的户口》一文，提出了“从南宋末年到元代，临安的户数在三十万左右，人口在一百五十万左右”的意见。⑧后来更有桑原隲藏与池田静夫提出500万的估计数⑨，被多数学者视为失实。林正秋认为，至咸淳(1265-1274)末年，临安城区人口当在43万左右。[4]赵冈提出：“城厢合计，大临安可能有接近250万居民。”[5]沈冬梅同意加藤繁关于150万的估计。[6](P373-386)吴松弟则以为，到南宋后期“临安城外约有人口四十余万，城内人口八九十万”，总计在120万上下。[7](P584)但各家的意见，无不根据一些相当含混的记载反复估算而得出，如“俗谚云：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以三十万家为准，大约每十家日吃檑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8](卷六《小经纪》，P88)，因此带有明显的试探性。 事实上，关于南宋临安府最可靠的人口数据仍当出于临安三志。但因为地方志的记载将城区与乡村人口合为一体，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估算，剔除郊乡人口，才有可能得出相对接近实际的城区人口数。⑩ 统计临安三志有关各卷所载，临安府附郭钱塘、仁和两县合计在乾道年间(1165-1173)为104069户，淳祐年间(1241-1252)为111736户，咸淳年间则可达186330户。若按户均五口计之，则这三个时期的具体人口规模分别为520345口、558680口与931650口。不过钱塘、仁和两县还辖有不属于城郭的乡村，其中钱塘县13乡、仁和县11乡，两县合计24乡。[9](卷二○《疆域志五·乡里》，P3551-3552)按唐代旧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10](卷四八《食货志上》，P2089)，一乡共计500户。但是，由唐入宋后，乡均户数大幅度增加。[11]统计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余杭等7县乡均户数，达每乡2781户。其中各县城区的人户数，按“宁失于过高、勿失于过低”的原则，取占总数30％的系数，是则减去城区户数，得出余杭等7县乡均1946户。如此，咸淳年间钱塘、仁和两县24乡，合计当有45600户，坊郭则为140730户。若按户均5口计，坊郭总703650口。也就是到南宋末年，临安府城区与郊厢人口大约在70万左右。估计乾道年间约为40万，淳祐年间约为45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