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witter用户涉华态度及认知　　

      DOI：10.13495/i.cnki.ciic.2022.06.007

      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并且在公共外交、驻外媒体、文体活动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自2008年后，西方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下滑，尤其是2019年开始，对华负面态度快速攀升(Silver，Devlin & Huang，2021)。最新民调显示，45%的受访美国民众视中国为其最大敌人，并且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Younis，2021)。这其中固然有西方媒体“一边倒”的议程设置的原因，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随着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兴起，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变(王文，贾晋京，关照宇，2020)。因此，以新社会结构视角的受众分析，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对外精准传播、提升传播效果的研究重点。

      一、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中国对外传播发展与国际政经环境变迁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源远流长。自汉唐起，古代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重要商业贸易路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但此时的文化传播多属于被动传播，即由于中国文化与文明在当时属于跨文化传播所言的“高位文化”，文化发展阶段尚处“低位”的国家或民族，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逄增玉，2018)。进入近代后，中华文明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落入“低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亦随之步入低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曾有过一段时间以意识形态为主的逆向文化输出，但随改革开放后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终止。因此，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并且以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主要特点为“中国内容、国际表达”，在此之后以“全球内容、中国价值”为追求目标(王庚年，2013)。

      1.“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希望走近中国，中国也希望更好地融入世界。东欧剧变之后中国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经济政策上积极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翟东升，2019)。2001年的入世成功为中国制造业打开了全球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叠加欧美制造业资本加速流入中国，极大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效率，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而这些外汇又投向了以美债为主的金融资产。欧美全球化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成了最大受益者(DeSilver，201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其目的一是由于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美国把强化亚太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二是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势头，增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曹强，王迎春，2018)。此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既是“贸易国家”应对“金融国家”霸权的被迫选择，也是消除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双重压力的迫切需求(李晓，李俊久，2015)。“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形成了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和外交竞争态势。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传播内容和目标受众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而发展，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节点，可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八九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各方面的制裁，因此第一阶段西方媒体对中国多负面报道。2001入世后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中美经济加速融合，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逐渐减少，正面报道增加(温乃楠，郝晓鸣，魏然，2014)。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对外传播更加自信，中国积极在海外设立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中美竞争态势展开及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西方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开始下滑。

      

      2.“全球内容、中国价值”时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中国事务，而以提升中国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为目标。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形构中国“文化价值观国际话语权-政治性国际话语权-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的巧传播战略(陈先红，宋发枝，2020)。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刘国强，汤志豪，2018)。但是这些努力并未能扭转2009年以来中国外部舆论环境恶化的趋势，尤其是经过西方政客和媒体借2019年香港议题、2020年疫情议题、2021年新疆议题对中国三轮攻击过后，西方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跌入冰点。

      2013年开始，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呈现出明显上升的态势。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全面推进，而中国外交亦出现从“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的转变。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先后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吴心伯，2020)。

      (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及困境

      在全球治理语境下，阐述好中国价值，使其成为全人类所认可的共同价值，是中国迈向全球领导者的必由之路。“和谐”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赵永华，刘娟，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价值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偏重于从价值理念和政策高度角度阐述的中国价值，在全球媒体传播过程当中却存在着“独舞”的现象(龙锦，2019)。这种“独舞”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是“传而不通”。为创新传播路径，张梦晗(2018)提出要结合社交媒体，抓住青年网民；徐翔(2018)提出了“中介突围”策略。“独舞”现象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而不受”。有学者认为这是全球语境中的国家叙事模式内在缺陷所致，并提出结合共情传播(吴飞，2019)、互文叙事模型(王昀，陈先红，2019)以探索国家叙事模式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