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正义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始终坚持反帝反法反霸的国际正义立场，始终站在守护国际正义的世界舞台前沿，坚定支持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国际正义斗争。深入把握毛泽东的国际正义思想，对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毛泽东国际正义思想的历史生成 毛泽东的国际正义思想，经历了萌芽、孕育到成熟的演进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法西斯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外交实践，是毛泽东国际正义思想生成的历史土壤。 (一)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大碰撞与毛泽东国际正义思想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控制，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如潮水般涌入我国。清末民初，殖民主义、改良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广泛传播，触发了众多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毛泽东从小就富有正义感，在东山学堂读书时，就读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听教员讲过列强窥视中国的情形，心忧国运。1911年，毛泽东来到长沙，开始了长达7年的求学生涯，其间，他大量研习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系统了解世界历史、地理和西方思想文化，迅速成长为具有开阔国际视野的爱国进步青年。毛泽东曾尝试过很多“主义”，到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① 1920年秋，毛泽东倡导的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受挫，这促使他在思想上进行反思和清算，思考救国的新出路。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他先后在长沙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大量阅读了相关资料，开始加速转向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他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方针。1921年1月1日，新民学会召开新年大会，确定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②。至此，毛泽东在思想上基本完成了从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的大杂烩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转变，成为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一时期，毛泽东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立场、“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世界主义情怀以及立志通过俄式革命“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主张，已经孕育着国际正义的思想胚芽。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殖斗争与毛泽东国际正义思想的不断孕育 近现代的中国长期处于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前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就是一部抗击外来侵略、捍卫国际正义的斗争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逐步廓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阶段和前途，创造性回答了在一个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重建一个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的根本问题，并形成了对国际正义的独到见解。 首先，毛泽东在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革命出路关系的思考中管窥国际正义。中共二大后，国内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情绪持续高涨，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中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与中国革命走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仍然是军阀的天下，因为分裂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不利，但统一对他们而言更不利。毛泽东同时也认为，这种局面终将被日渐觉醒的人民群众抗击侵略的正义力量所打破。为了进一步摸清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和动力机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阶级立场、革命态度和敌友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再次热情讴歌了农民运动的磅礴伟力，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③，在理论上重申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力量。大革命的失败让毛泽东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党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随后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主从依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但主要还是从反侵略的视角审视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不正义性，尚未系统阐释国际正义问题。 其次，20世纪30-40年代爆发的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国际国内环境，促使毛泽东对国际战争的正义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思考。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方面，随着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力量相继控制本国政权，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形成；国内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实施侵华计划，中华民族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正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更好指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开始思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命运与世界未来等重大问题。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④，初步从正义角度分析了国际战争问题。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短期内即攻陷大半个中国，国内“亡国论”“速胜论”“新亡国论”此起彼伏。为了引导中国人民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性质、进程与策略，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写成《论持久战》，在深入分析中日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指出中日之战是“持久战”，并从正义维度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广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