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431(2022)03-0010-07 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相比，当代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有一个鲜明的、但很少被人提及的特点，即当代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是一种去苏联教科书体系化的阐释性研究。所谓苏联教科书体系，是指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授意和指导之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后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第4章第2节广泛流传，学界一般称之为苏联教科书体系。此体系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并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和推广，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分为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小领域。后来它成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下文我们将它简称为“苏联体系”。当代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不再倚重苏联体系，在去苏联体系化的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并在更契合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质的基础上，它走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路。今天要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阐释性研究，就必须清晰地梳理这种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历程，合理地看待其成绩和局限，我们才能提出一种适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毛泽东哲学思想阐释路径。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的背景 当代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思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陷入僵局之后出现的。作为最早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苏联体系化阐释的哲学家，以李达、艾思奇和孙叔平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哲学家们非常熟悉马列主义经典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们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理解，完成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李达使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受动作用与能动作用的基本理论来说明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观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例来说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种宇宙观的对立、人类认识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具体两个飞跃过程的认识过程理论。毛泽东的《实践论》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1]282然而李达从苏联体系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旧唯物论的差别理解为认识论的差别，他反复几次说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由自然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的唯物论”，旧唯物论“只是适用于自然领域的唯物论”，“前者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两种哲学的基本分歧点，是在认识论的基础之上。”[2]1很明显，毛泽东并没有明确地说，也不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将自然科学的唯物论推广到社会领域，李达的那种解释完全是从苏联体系出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释。艾思奇自觉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纳入苏联体系中进行阐释。他主编并全国通用的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与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完全一致，该书在“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观”[3]68-81等三部分中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注释。孙叔平更清晰地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关于“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可知论还是怀疑论”等三个层次来系统地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并提出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4]12。这种阐释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流阐释模式，这个时期的哲学教科书都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苏联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说明。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在革命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快速传播和普及，有效提升了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水平。但是，这种阐释以体系化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为框架，虽然适应了时代需要，却没有真正描绘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遮蔽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原创性，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被弄得黯淡无光。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世界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逐渐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新要求。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要求我们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反思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反思。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要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143邓小平的观点既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同样适用于将毛泽东思想纳入苏联体系的僵化模式。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去苏联体系化阐释的逻辑展开 1981年秋，我国第一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在广西桂林召开，我国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和内涵，反思和改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封闭性和教条化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去苏联体系化阐释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反思其苏联体系化阐释模式的合理性，并从具有中国风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重新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个阶段，苏联体系的完整结构已经受到质疑，但其核心概念得到了沿用；第二个阶段是从90年代中期至今，学界不再依赖苏联体系的核心概念，实践概念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因素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将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认识论阐释的主要代表是冯友兰、许全兴和刘秉毅等。冯友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则是辩证唯物论，这个原则应用到历史学，就是历史唯物论。《实践论》的主题是应用这个主要原则到认识论。”[6]149-150他认为《矛盾论》主要解决认识过程中的核心难题：“其一是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问题，其二是一般与特殊、共相和殊相的关系问题。”[6]151许全兴认为毛泽东关于“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反映了哲学发展的总趋势”，又“概括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由此出发，他认为应该从“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以及“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三个方面来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7]97-104刘秉毅对何以需要从认识论来解读毛泽东哲学思想做了理论上和现实意义上的系统的论证，他认为“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是吸引毛泽东走向哲学的关键问题”，“是毛泽东眼中最具现实性的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前提问题”，“是推动哲学群众化时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他得出结论：毛泽东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是对自己一辈子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探索的准确概括。[8]1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