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22)01-0070-06 延安时期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已为众多研究者所关注，文艺理论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研究过于集中的问题。一是集中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的研究，忽略了其他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二是集中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探究。事实上，延安时期的文艺理论家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现实语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文艺的中国语境及其现实介入性。将文艺问题与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相结合，深刻反思“五四”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脱离文艺创作实践的问题，积极探索有效指导延安文艺创作实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催生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而且也产生了诸如艾思奇《文艺创作的三要素》，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冯雪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林默涵《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柯仲平《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潘梓年《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果。这些文艺理论秉承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主张文艺贴近工农大众、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民族时代境遇，唤醒民众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起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革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综合，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问题域与理论范式。可以说，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第一次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自觉、理论建构，是对马克思主义批评政治维度的丰富、发展和深化”。[1]延安时期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又一次系统化地发展与深化，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而且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立足于延安时期诸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本，通过细读，探究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秉承马克思主义立场，确立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原则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立场实质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的辩论》中就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马克思的“人民”是和“诸侯等级”相对的一个概念，“人民性”即是自由出版物中所表现出的“人民精神”。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人民性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3]艺术“不是为饱食无事的贵妇人，不是为因痴肥而寂寞苦闷的‘上层几万人’而服务，而是为千百万劳动者而服务。”[4]马克思、列宁关于文艺人民性的论述被译介传入延安后，对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立足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境遇，明确指出，文艺不是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服务，而是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组成的广大人民服务，从而确立了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人民性原则，不仅赋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艺领域的话语权，使其成为延安时期文艺创作实践的理论指南，而且也使得“文艺的人民性”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关键词。 首先，确立文艺创作的人民大众立场。延安时期文艺理论，在借鉴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党性、阶级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突出强调文艺创作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大众立场，并将其与党的立场等同起来，确立为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理论家们指出，要实现文艺启蒙大众的功效，作家在创作时就不应该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或个人主义的爱憎上去看人民大众各方面的斗争生活，而是站在人民大众自己的立场上”，[6]234创造出人民大众熟悉喜爱的文艺作品。站在“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而进行的反法西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马列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6]298揭露反动势力的凶残与没落阶级的腐朽，以增强人民大众抗战的决心和信心，引导小资产阶级积极投身民族解放革命斗争，取得民族革命解放战争的胜利。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于文艺的党性具化为党的立场，并将党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有机融为一体，确立为文艺创作的根本立场。 这种基于时代境遇的文艺理论主张，经过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逐渐成为延安时期文艺家的理论自觉。文艺作品开始由侧重表现知识分子个体心灵的激情苦闷转向反映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知识分子作家纷纷扬弃了以往文艺创作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个人主义立场，抛弃已有的对工农大众的偏见，站在人民大众立场进行创作，表达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产生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李有才板话》《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具有浓郁大众生活气息的人民文艺作品。作品中所呈现的工农大众熟悉的日常生活场景、熟悉的民间乡土语言，使他们感受到了文学艺术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生发出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延安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强烈认同。 其次，文艺创作对于人民大众建议的吸纳。延安时期，随着文艺创作人民大众立场的确立，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思想情感成为文艺作品表现的主要内容。作家所写人物源于人民大众，所叙之事是人民大众切身的事。人民大众因对自身生产生活、思想情感的熟悉而获得了评点文艺作品的话语权。在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群众是最有效的试金石”，[6]733“他们听得出你什么地方音没唱准，什么地方乐器打错了”。[7]人民大众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作品鉴赏者，并被邀请到文艺创作实践中来，成为文艺创作的参与者与指导者，大众对于文艺作品的修改建议被广泛采纳。于敏回忆说，歌剧《周子山》的排演中，“地下工作者开会一场，总排不出气氛。缺少‘养料’，想像的翅膀飞不起来。请来一位地方干部，他看了排演，说：‘你们点那盏灯，不是暴露目标么?应当拿一个斗来，灯放在斗内，斗底向外。’他又要一个头扎羊肚子手巾的妇女在门口放哨，又要远处有狗吠声。原来一场干巴巴的戏，有了这么几个有地方特色，有时代风貌，合乎规定情景的细节一点染，秘密工作的气氛有了，紧张的情绪有了，用行话说，戏出来了”。[8]古元也回忆说，自己木刻《羊群》创作过程中，农民群众为他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譬如针对《羊群》的草图提出，“放羊不带狗不行，要吃狼的亏”。自己虚心接受了群众的建议，“在画面加上一只狗，在放羊娃的手腕上抱着一只出生不久的羊羔。经过这样改动后，使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息和情趣”。[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