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2)03-0151-10 两汉400年间，经济思想的杰出代表有3人，即司马迁、桑弘羊和班固。司马迁是道家(黄老学派)的代表，桑弘羊是法家的集大成者，班固是“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代言人。他们所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经济任务不同，经历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从而理论观点也不同，本文只议桑弘羊。 近世学者研究桑弘羊及其经济思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已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桑弘羊作为载誉史册的财政专家或理财家，对于汉帝国的贡献。吴慧认为汉武帝一代的“文治武功”，是以盐铁、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平准这些有改革意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为物质基础的，而这要归功于桑弘羊在财政上做了精密安排和打算[1](P391)；赵靖也认为从国家财政角度看，桑弘羊是成功的[2](P650-651)；胡寄窗指出汉武帝统治前20年的财政来源主要是文景以来的积蓄，后20多年的统治若没有桑弘羊的财政支持，其结果会前功尽弃[3](P75)。其二，桑弘羊各种“官山海”政策实践的深远意义。胡寄窗积极评价了桑弘羊主导的各项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在当时都获得了一些成绩，并给以后各个时期的封建财政经济树立了某些范例。如掌握了他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李悝的平粜政策，对此后二千年内的封建财政即得之过半矣”[3](P105)。晋文则阐述了桑弘羊的理财开了中国古代禁榷政策的先河，后世的禁榷制度实际都与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桑弘羊是工商官营垄断政策的先行者。后世禁榷的名目越来越多，在形式上都可谓是桑弘羊理财的不同翻版，但其具体操作上有某些变化[4]。何平详细讨论了桑弘羊的铸币垄断权思想，如何左右中国传统时期铜铸币发行和流通的基本方向[5]。傅筑夫则明确指出桑弘羊负责推行的禁榷制度，不仅在当时给了商品经济一个致命的打击，而且由于它在财政上的成功，给后世历代王朝解决财政困难树立了一个样板，一直为历代王朝所踵行，并不断扩大规模和范围，导致正常的商品经济发展道路被堵死，资本主义因素就没有壮大的可能性了[6](P217-218)。最后是关于桑弘羊经济思想与古代西方经济思想及西方经济学家思想的比较研究，例如程霖等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桑弘羊重视商业思想在管理国家经济和丰实政府财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主张以国有专营来抑制兼并、调和贫富，从此也确立了官营工商业政策在古代中国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历史地位[7]。魏悦和魏忠分析了桑弘羊和法国柯尔培尔重商理论的相通之处和各自特色。认为二者思想的异同不仅展示了不同民族所面临的相同或相近的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重商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彰显的时代精神[8]。Bertram则试图将桑弘羊在《盐铁论》中关于公共财政、垄断、货币等方面的思想与古希腊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Ⅱ》中相应思想进行比较，他认为主要的差异源于各国经济完全不同的结构：一个是权力集中在朝廷的庞大帝国，另一个是多个国家的竞争，而这种差异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一直持续到现在继续产生影响[9]。 上述研究基本厘清了桑弘羊在位期间实施的重大经济政策及其对汉帝国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尝试从经济史实中概述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并对这些思想在当时以及当今的作用进行评价，总体来说较为详尽，但是这些研究仍然难以回答为什么对于桑弘羊个人以及其经济思想评价的巨大差异。没有任何理论是适用于四海八荒的，理论来自实践，是对实践的呼应。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回到桑弘羊所处时点重新思考其政策理论产生的背景：当时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桑弘羊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他是怎样完成任务的？为完成任务所采取措施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理解和评价桑弘羊经济思想的基础，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本文将依次回答上述问题，进而讨论总结其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 二、国家面临的新任务——解除内忧外患，维护国家安全 西汉初年，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经济恢复和稳定国家政权。汉高祖和吕后主政时期主导的经济思想是无为而治：“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10](P412)。汉文帝和汉景帝继续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成就斐然。国家从立国初年“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夫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0](P1417)。到汉武帝即位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0](P1420)。普通的民众从“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11](P1127)，到“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10](P1820)。70多年经济恢复使汉帝国完成了国富民富的任务，成为中华文明迈入帝国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奠定了其后汉武帝将汉朝推上顶峰的物质基础。国家的首要任务开始转换，对内统一和防范外在安全威胁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是帝国内部面临诸侯王夺权威胁。政府无为而治下，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经济差异扩大，有些封国因资源禀赋或政策而变得富足，进而累积财富，招纳流民，演变为与中央政府相抗衡的体制外势力，试图与中央政权博弈，帝国中央集权的统治面临着威胁。汉文帝时期，先后爆发济北王刘兴居(公元前177年)、淮南王刘长(公元前174年)二王叛乱；汉景帝时期有著名的“七王之乱”(公元前154年)；汉武帝时期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公元前122年)和江都王刘建(公元前121年)先后叛乱。 其次是帝国面临外部威胁，包括源于帝国南部和北部的安全威胁，尤以北方匈奴为甚。来自匈奴的威胁自汉立国之前就存在，“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然至冒顿而匈奴最疆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10](P2890)。到西汉初年，匈奴形成了从东北、北方和西北对汉朝包围的战略态势。自汉高祖公元前200年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后，西汉对匈奴一直采取和亲加送财物的绥靖政策。即使如此，匈奴方经常破坏盟约，时时侵犯北方郡县，抢夺财物。文帝时期汉匈之间几乎每10年1次大的冲突(公元前177、公元前166年和公元前158年)；景帝时期虽无大的战争，但10年内有3次“小入塞”(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4年和公元前142年)。西汉政权不仅颜面受辱，边境各族人民也深受战争蹂躏。如桑弘羊在《盐铁论·西域》所言：“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12](P464)。因此，汉文帝也曾北上亲征，但由于内部谋反而功不成。“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10](P2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