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在年终结算时，将农户家庭这一年获得的工分收入抵扣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和其他实物等生活资料，同时扣除其从生产队的借款，当该农户家庭的工分收入多于分配的实物和借款，该农户家庭收大于支，就是盈余户；当工分收入少于分配的实物和借款，该农户家庭支大于收，就是超支户。超支户的数量曾一度达到农户总数的31.5%。①超支户普遍存在构成了集体化时期特有的农户超支现象。它与集体化时期实行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相伴相随，也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农户超支现象贯穿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时期，直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才逐步消失。是怎样的内在逻辑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内生出了农户超支现象？尽管学界提及超支的研究较多，但系统性和针对性的专项研究仍然不多。②其中，平均主义视角的观点普遍认为，集体化时期几乎按需(人口)分配的平均主义倾向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农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尤其是在实施工业化战略导、从农业中汲取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民生存最基本的口粮，不得不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③我们认为，集体化时期农户超支现象的深化和广化具有内在的制度逻辑。集体化时期实行量化劳动投入的工分制度与主要按人口进行分配和实物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构成农户超支现象形成的微观机制，平均主义的分配趋势只是内含在这一微观机制之中。同时，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主导下的资源分配制度也是造成农户超支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农户超支现象的切口着手，可以管窥集体化时期集体经济制度设计和实践内生的问题。 湖北省浠水县十月村(现为浠水县十月集团，集体化时期的十月大队)源于1952年成立的湖北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饶兴礼农业合作社。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是湖北省二级标准的村级资料档案室，保存1952年以来包括档案、撰述、实物和口述以及报刊等各种集体化时期的史料，共计5800多卷。其中，与集体经济有关的文书档案有2500多卷、会计档案有2000多卷，共计约1亿字以上。④这些一手的村级档案资料翔实可信，是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史的宝贵史料。因此，我们以十月村的会计档案资料为核心，辅以湖北省档案馆的资料，以及全国和其他地区的相关调查资料和统计资料，围绕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度和分配制度，结合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目标，以重现20世纪70年代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超支户的故事，探究农户超支现象的根源。 一、十月大队农户超支现象的总体情况 通过对十月村会计档案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作为新中国最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湖北省浠水县十月大队的超支现象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并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而深化。到20世纪70年代，十月大队超支现象更加严峻但相对稳定。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开展对农户超支问题的集中整顿和清理，十月大队的超支问题才逐步得到控制。1970年十月大队的超支程度处于历史高位，不仅农户超支现象普遍，而且超支金额也大。因此，对1970年十月大队超支户的形成及农户超支的程度进行研究，可以较好地反映集体化时期的超支现象。 十月大队共有11个农业生产队，1970年只有第9生产队农户盈余的金额略高于超支金额，而其他10个生产队均超支且金额很大，详见图1。各生产队盈余、超支金额差距大，与其历年积欠的超支程度不同是分不开的。其中，收支较为平衡的第1生产队当年归还老超支款75.49元；超支严重的第2生产队归还老超支款524.5元，几乎与盈余户的盈余金额595.17元持平，此外还有18280.67元的老超支款未还清；第8生产队归还老超支款更是高达1244.98元，是盈余户的盈余金额的2.34倍，但仍有老超支款25230.4元未还清。 经过比对十月大队家庭人口数量，我们发现，超支户往往是家庭人口多的农户。1970年十月大队11个农业生产队的超支户，户均人口为4.84人，超过了十月大队各个农业生产队户均人口的4.52人。十月大队的农户中，人口最多的农户家庭有11人，为超支户。人口多的农户往往是孩子比较多，一个劳动力平均要供养的人口多(本地称之为家大口阔)，尤其是供养未成年的孩子，意味着该农户家庭的劳动供养比高。图2显示了1970年十月大队农户的劳动供养比与其盈余和超支的关系。劳动供养比越高，农户家庭成年劳动力的负担越大，家庭收入就会减少，盈余户数量和盈余金额减少，超支户的数量和超支金额增加。与农户收支息息相关的是集中劳动的工分制度所决定的农户的工分收入，以及统一分配制度所决定的农户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等实物生活资料和向生产队的借款。
图1 1970年十月大队各农业生产队盈余、超支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十月村(集团)集体档案室收藏档案《十月大队队级分配到户表》整理而得，档号409—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