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是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无以替代。作为基础性生态资源，优质水资源和良好水环境是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北京自建都以来，水资源即处于相对紧缺状态，京城周边的永定河、潮白河等主要水系距城较远，因而能供给城市的河流“来源颇少，较诸沿江沿河情形迥不相同”，是以“近郊二十里，无河流灌润”。①明成化至嘉靖年间之人陆深说：“京师地高燥，水泉虽旷野皆难得，况城市乎？”②万历年间，城区“大率地几一里而得一井，人民数十百家”，每日“挈者、肩者，相轧于旁，轳轳累累，旦暮不绝”，“其远不能力致者，辄赁值载之，甚苦”。对这种日常生产生活用水不得不更多依赖地下水源供给的情形，清人也有同样认知，据载“京师地势高垲”，“故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③只不过，这些水井水质有甜苦之别。 清代，北京城市用水状况受到局部气候、西山水资源存量及利用状况、城内井水水质等相关情况的客观影响，居民日常饮用水依旧相对缺乏，且随着北京都城地位的日渐抬升，京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生产生活用水量加大，城市供水压力与日俱增。清廷沿用了元明两代将解决供水问题的视角均集中至西山一带泉源的办法，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保障优质水源供给，充分利用“资玉泉一脉”之外的西郊水资源优势。乾隆年间，西山河湖水系工程的构建，以及后期各朝对西山泉源水系的整治，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用水的困难。④ 从今天科学进步后，人类对地理环境资源基础的认识得到巨大提高的层面来审视北京地区的水资源环境状况，清廷此举不得不说极具有科学性。彼时西山所连带的西南郊广大区域内的永定河冲击下渗形成的“潜水溢出带”，作为丰富的泉湖资源，为解决京城可供应水源短缺问题提供了可能，也成为可资利用的丰富优质的水资源。然而，由于供给与需求差距较大，优质水的供给依然紧缺，分布于京城大街小巷的水井，依旧是城市居民赖以生计的饮水来源，“一切食用之水，胥仰给于土井”⑤的局面和缺水状况是一种常态，并一直延续至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2)，军机大臣面领谕旨，其中宣称：京师地广人稠，现有井泉不足以供汲饮，着步军统领衙门相度情形，于各处街巷多开水井，以通地脉而便民生。⑥这种局面直至北京自来水厂建成，才有所改观。 关于明清时期京城水井分布状况与居民饮用水问题，学界多有关注。就城市井水分布而言，邓辉等人据《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水井点分布，进行了增补订正，最后绘制出乾隆年间内外城水井的空间分布图，统计共有水井996口。其中内城水井733口，外城水井263口，城内水井密度较大，其数量占到总水井数的73.6%，外城水井分布密度低，数量占总数的26.4%。这反映出当时的人口分布情况，即外城人口较内城稀疏，居民主要集中在外城前三门一带，水井也多分布于此。⑦关于城市居民用水，日本学者熊远报、邱仲麟和周春燕等人在各自的研究中，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关注到了清代北京的居民用水问题。其中熊远报较早关注该问题，并通过对清代北京243件卖水业契约文书的梳理，展现了清代京城卖水业的概貌，关注北京供给水业者与生活用水买卖的所有权、经营权的交易，通过分析契约文书的主要概念，对清代至民国北京“水”买卖的实态、水道路权利在都市空间的分割、商卖境界的成立及卖水业者的出身地，及卖水业者在都市中的生存状态等问题进行考察。不过其文立足与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是明中期以来农村人口流入都市及城市化的复杂社会变动过程。而邱仲麟的研究直接讨论了京城供水业与民生用水境况。周春燕则在考察华北平原城市民生用水问题时，对京城境况着墨甚多。⑧既有研究对资料的爬梳十分细致，基本网罗了目前可见的时人记载，均对本文所讨论问题的展开提供了有益参考。结合史料以及熊远报对契约文书的考察可知，为北京居民供应饮用水的卖水业者，主要是来自山东的移民，至清末时，从事该业者约有1万人，⑨在京城近百万的人口数中，占比百分之一，其规模不容忽视。本文兹就京城缺水状态下的居民饮用水供给及其与卖水业、行市管控、清末自来水厂选建等的关联加以讨论，以揭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密切关系。 二 京城水井资源与居民饮水 北京处于古永定河的冲击地带，地下水蕴藏丰富，打井以采用地下水成为京城民众用水的重要来源，“京师当天下西北，平沙千里，曼衍无水，其俗多穿井，盖地势然也”⑩。水井凿于居民区内，便于取水。明清时期，北京的水井也有分类，大致为甜水井、苦水井和满井三种。所谓“满井”，是指水量丰沛的水井。这种水井，明人多有记载，如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说，此类水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好事者凿石栏以束之。水常浮起，散漫四溢”(11)。袁宏道也说满井“于时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新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12)。 乾隆时期纂成《日下旧闻考》所记载的满井样貌与功用更具体，说道：“德胜门之西北东鹰房村，有称为满井者，广可丈余，围以砖甃，泉味清甘，四时不竭。水溢于地，流数百步而为池，居人汲饮赖之，蔬畦相错，灌溉甚广。盖郊北之水来自西山泉源，随地涌出。”(13) 满井因水源较足，不仅为居民日常饮用，还能灌溉田蔬。王履泰引《帝都景物略》言：“出安定门外，循古壕而东五里，有满井，井面五尺，无收无干。”(14)《宸垣识略》亦辑有：“出安定门外东行五里许，井径五尺余，清泉突出，冬夏不竭。”(15)此与明代人的记载相同。至清代后期，满井变少。时人震钧《天咫偶闻》的“满井”条载：“康乾以后，无道及之者。今则破甃秋倾，横临官道。白沙夕起，远接荒村。”(16) 广布北京城内的水井，还有苦水井，水质劣，大多属于含盐量较高的苦涩咸水，不便饮用，如“苦井在京城内苏州街衙”(17)。水井质劣，不利于北京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充与增长。尤其清初以来，北京内外城“户口殷阗，生齿繁衍，需水甚夥”。(18)关于入清以来北京人口数量的研究，成果丰硕。学者齐大芝等人认为，至康熙五十年(1711)时，北京城市人口达到了924800人，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19)。据韩光辉研究统计，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北京城市人口，包括内、外城及城属地区，约计986978口。(20)伴随人口增长，居民用水需求加大。然而既有水并不敷供给，而且向来“京师井水多咸苦，不可饮”(21)，饮用水质堪忧。 据明嘉靖年间文献记载，京师内外水井虽多，然“往往城中水，不如郊外甘”(22)。“京师常用甜水，俱近西北”(23)。及至明末，依旧有“京城浊水味多咸，惟有天坛井正甘”(24)的说法。明末清初史家谈迁亦言：“京师天坛城河水甘，余多苦。”(25)所以，清代时，唯城郊德胜门外、安定门外等处水井清甜。(26)此外，外城天坛附近“井泉甚甘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