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研究概述 (一)进入研究视野的“国家能力” 随着对国家意义和作用理解的不断深入，“国家能力”成为近些年来一个热门的研究视角。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家”通常作为一个政治学范畴出现。但在埃文斯等编著的《找回国家》②中，“国家”不仅是一个如政治学、经济学这样的专业分类的研究对象，还是一个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角色。19至20世纪，欧美主流的社会理论和思潮基本都采取了以“个体”为核心的视角，强调社会发展合理性的增强主要依靠个人自由的、理性的行动，集体行动则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作，社会制度也因此会达到相对均衡和完善。个体的自由和理性不断发展成为解释欧洲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由此视角观察“国家”的意义和作用往往显得消极和被动，似乎“国家”相对个体而言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恶”，而“国家”存在的前提之一是不能妨碍个体自由发展。 然而，近年来在区域比较研究中基于个体自由来理解欧洲崛起的趋向却在消解。相反，蒂利关于“近代欧洲兴起伴随着国家能力的扩张”的观点③已逐步被学界承认和接受，并引发对近代欧洲财政与国家结构关系的研究④。另外，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和社会转型中的良好表现都离不开国家层面的重要作用。这些都要求学者们在进行“国家”相关研究时应该有更加综合的视角，并赋予“国家”更独立的意义。⑤ 具体而言，若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社会生命的主体，那么国家的自主性、韦伯式权力合法性、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的演变就构成了研究的主题。若从国家所承担的民族性意义来看，相关研究又延伸出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⑥可见，一旦要探讨“国家”的意义、价值和功能，就需要综合性的研究视角，研究也必然无法局限于某个明确分割的学术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而能够实现“国家”作用和意义的“能力”成为“国家”学说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些能力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近年来，经济史新兴的研究主题之一便是国家的经济能力，即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实践中理解国家经济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国家经济能力进行跨文化和跨时期的比较研究。 (二)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研究 比较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主题之一便是探寻造成近代欧洲经济社会中的进步和繁荣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相对落后这一结果的原因。以往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欧洲的理性主义、科学革命和西欧经济社会制度优势上，然而随着对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特征认识的深化，这些视角受到了质疑。⑦其中，加州学派以及“大分流”理论⑧认为将近代欧洲兴起归因于理性、科学和市场制度是过于片面的。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⑨以及日本相比，近代欧洲在市场化程度和经济要素流动的自由程度上并没有明显优势。主流经济学强调的“市场化”因素在近代欧洲崛起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另一些学者则转向了“国家”视角，例如：在埃文斯的叙述中，社会是散漫的，国家才是那个真正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蒂利的研究中，民族国家在16世纪欧洲国家间竞争中胜出的原因在于其形成了能够更好地应对长期军事财政压力的制度。蒂利的这一观点不但将欧洲近代崛起重新置于地方性经验中，还提供了新的比较研究可能——以国家能力为切入点。 最能体现国家经济能力的因素便是财政和税收结构。⑩相比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对历史上不同国家财政行为的研究往往显得更加客观、具体，这是因为国家财政研究可以通过文献挖掘或多或少获得一定的数据支撑。同时，数据的对比和量化分析还能减轻对比较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在解释近代全球变迁中容易获得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结论。 例如，范赞登(11)在解释工业革命和欧洲崛起时提出了一种基于长时段中财政和公民权利关系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在中世纪后期，城市国家的财政需求导致了政治与经济结构的转变，表现为税收能力的增强与公民权利的确认。相较于土地税为基础的封建领土国家，城市国家的税收基础是公民收入和财富，这一税基具有更好的增长性和弹性，因此在战争中更具优势。在公民权的约束下城市国家职能行使相对公开和透明，即使公民承担比封建国家更多的税负也不会轻易引起社会动荡。与同样具有发达的市场和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日本和中国相比，城市国家财政结构的成功代表了欧洲近代的某种制度优势——自上而下的纵向权力结构更加有效。 延伸至中国的研究中，马德斌等认为清代中国的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国家财政能力却非常“虚弱”。(12)对社会而言政府行政过程并不公开和透明，官员行为无法受到有效监控。防止官僚体系侵害社会乃至避免整个官僚体系失控的办法之一，就是对官僚体系的经济权力进行压制——包括征税能力的拓展，由此造成了整个国家税收征收和管理能力的相对落后。同时，基层政府在拓展其合理职能时亦得不到相应的财政支持。与19世纪的英国相比清朝的税负是低的，但偏弱的财政能力阻碍了清政府拓展国家能力的尝试，并且造成了以军事能力为代表的对外能力的衰弱。可见，对“国家能力”的研究似乎也可以构成比较视野下理解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一个新的视角。
二、经济史中的“国家能力”：欧洲故事 在欧洲历史叙述中，罗马帝国衰落后，“国家”意义的再次凸显大致始于中世纪后期。“15至18世纪期间的国家远没有填满全部社会空间，它没有现在那种‘魔鬼般的’渗透力，它的力量尚嫌不足。尤其它又直接经受了1350至1450年间的长期危机。只是到了15世纪下半叶，它才开始重新上升。”(13)此时，“国家能力”的增长并不是封建君主权力的再现或强化，而是体现出类似现代性的特征——国家与社会共同成长。富裕与强大并存首先表现在城市国家中，典型的代表是威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