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1956-1958)

作 者:

作者简介:
胡荣荣(1981- ),女,河南开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 100009)。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1956年,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是否同意、如何回复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英国外交部、殖民部、英国驻华代办处、港英政府等均参与了讨论。驻华代办、港督存在不同认知,而他们所属的外交部和殖民部考量不同但意见高度一致。外交部注重将其放在冷战格局下的英美关系、英中关系考量,特别是考虑台湾因素的影响。而殖民部主要着眼于香港的内部稳定以及对英国远东殖民利益的影响。从拖延到拒绝,英国的反应是在英美中三边关系下对英中关系进行风险评估的结果,反映了香港在西方阵营中战略价值的提升,折射出英国遏制共产主义又试图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心态,最根本的原因是英国争夺人心以维护在香港的殖民利益。


期刊代号:D424
分类名称:台、港、澳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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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561.5;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2)03-0123-09

       1950年1月6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次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香港办事处宣布结束。由于以前存在国民党政府在香港设有特派员的先例,如何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能提出的按国民党先例设立官方代表机构或者是其他方法,就成为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问题。对此,英国小心翼翼,不去涉及官方代表的话题。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Con O'Neill),向他提出,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成为英国政府“公认的困难问题”。①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研究寥寥。偶有论著提及,有的语焉不详,有的与事实有出入,未能详述其过程特别是未能对英国反应中最核心的部分——决策的具体过程做出深入细致的探讨。②

       本文拟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辅以英国内阁、议会、殖民部、国防部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美国相关的档案、文献,论述1956-1958年英国对中国政府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问题的反应过程,以加深了解英国对港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原因。

       一、中国政府提出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

       为尽可能维护在华经济利益和香港的稳定,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新中国。同时,美苏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使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可能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偏离太远。因此,英国承认新中国后的几年,两国关系发展缓慢。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为英中两国恢复和发展相互关系提供了契机。1954年6月17日,英中达成互换代办的协议。随后,英中关系一度出现热络的局面。8月,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9月,英中正式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两国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办事处,实现了两国建交谈判的重要突破。

       英中商贸关系逐渐恢复。1955年两国贸易总额跃升为10463万美元,高于1950年的7351万美元,更远远高于受对华禁运影响的1952年的2581万美元,1956年保持了上升势头,达到11250万美元。英国成为当时中国在西欧最大的贸易伙伴。③

       同时,内地和香港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升温。1956年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便利两区间的旅行,完全取消香港同胞出入境通行证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停止了平衡出入的限制,香港同胞来往内地完全不受限制。广州铁路管理局为了给香港同胞提供更多的来往便利条件,2月间与香港铁路当局谈判恢复广州与九龙间直通客车问题。香港中华总商会、华人革新协会以及香港的工人、银行界、教育界、文化界及许多社团,在这期间都组织了参观团,前往广州参观。许多香港同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回到广东参观。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酝酿并正式提出了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的问题。

       1955年10月,港英政府总督葛量洪(A.Grantham)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会见他时就改善内地同香港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就包括派中国政府代表驻香港问题。④葛量洪当时并未回应。⑤12月23日,周恩来在接见香港大学的布兰顿教授时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1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同香港大学访问团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时,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的问题。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最合适?”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⑥

       1956年2月25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他提出:鉴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事务增多,为便利中英双方处理当地交涉事务和适应商务发展的需要,中国政府希望在香港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办事处。⑦设立此机构显然有利于促进中英双方相互了解,便于在当地交涉处理双方之间的各种事务,是一个正当合理的建议。

       二、英国政府的首次评估:接受与拒绝之争

       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在香港设立官方代表这样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香港或许没有太多理由担心中国在香港官方代表的存在。”⑧事实上,为了应对中国政府的建议,英国政府从战略和战术层面进行了讨论:战略层面,是否同意中国政府的建议?若是不同意,从战术层面如何拒绝这一合理的建议?是否回复、如何回复、何时回复?对此,英国政府有关部门商讨对策,对所涉各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评估。

       2月27日,欧念儒致函英国外交部,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建议可以接受。理由是:第一,这实际上表明中国政府近期会尊重香港的现状。中国政府选择使用“特派员”一词是为了避免承认香港是外国领土,特派员代表的是外交部而不是其他部门或整个中国政府。第二,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能为一些方面提供方便,将为商务的开展提供正式渠道,并解除如新华社和中国旅行社之类的组织目前在香港行使的职能。中国政府已在香港拥有众多不同类型的代理,或许应该有个中心。第三,这项建议可能表明中国有意提高经由香港的中国进出口比例。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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