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22)02-0067-15 DOI：10.19563/j.cnki.sdfx.2022.02.007 一、引言 在人大制度研究中，学界对于“人大涉港决定”这一问题关注得并不多，①但截至2022年1月1日，与5次“人大涉港释法”相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先后作出了40份涉港决定，②而且其中很多决定在香港都引发过争议。比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基本法〉英文本的决定》指出，“(基本法)英文本中的用语的含义如果有与中文本有出入的，以中文本为准。”但在“马维騉案”中，香港法院却认为，“如果基本法的英文本已经很清楚，根本没有必要参考中文本。”③事实上，一个条款在英文中可能是清楚的，但这并不代表它与中文本完全没有差异。显然，基本法的中文本优先这一“人大决定”，并未得到贯彻。④再如，《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指出，回归后《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凌驾性条款予以废除。但实际上，香港法院并未遵从上述决定，而是通过对基本法第39条的解释，将《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与《香港基本法》并列，仍将其作为基本权利案件的审查依据。⑤ 由于在“人大涉港决定”领域一直未出现像“吴嘉玲案”量级的标志性案例，因此，学界对其深入讨论缺乏契机。这一情况在香港法院2021年6月对“西九龙‘一地两检’司法审查案”作出判决后发生了改变，法院在该案中详细讨论了“人大涉港决定”在香港法体系中的性质。⑥如果说香港法院当年在“吴嘉玲案”中是以激进的司法哲学引爆了学界关于“人大涉港释法”的争论，那么目前秉持谦抑主义司法哲学的香港法院，在“西九龙‘一地两检’司法审查案”中则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开启了对“人大涉港决定”讨论的大门。⑦ 目前香港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程序”所作的决定，对香港法院具有拘束力。这意味着，如若有关“决定”诉诸宪法寻找依据，则其在香港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效力就是存疑的。⑧对于这类决定，有学者认为法院虽然不能审查，但可不受其拘束，⑨还有学者的观点更为激进，认为香港法院可作出“不一致宣告”，将有关决定退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⑩上述观点主要源于三个理论，“《中英联合声明》至上论”“基本法修改条款限制论”与“基本法自足论”。(11)对此，内地学界并不认可。比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权力机关无论是依据宪法还是基本法作出的决定，在香港均具有最高效力，香港法院无权质疑，(12)但对此观点并未展开具体的论证。 由此可见，目前争论集中在依据宪法作出的“人大决定”在香港具有何种地位，症结在于如何处理香港宪制结构内部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其实，这些争论只涉及“人大涉港决定”的地位面向，从法理角度分析，该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止于此。从效力维度看，即使香港法律界承认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作出决定的地位，“人大决定”在香港法源结构中具有何种效力层级，也要具体展开分析。此外，鉴于相关问题兼具法律与政治的维度，有必要在坚持规范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功能主义的思维方式，提炼“人大决定”在香港法秩序中发挥的制度功能，深化对该项制度和实践的理解。 二、“人大涉港决定”在香港法体系中的地位 在40份“人大涉港决定”中，纯粹以“基本法”为依据的有10份，对于这部分决定在香港的地位，争议并不大。目前的争论集中在以宪法为依据的相关决定上，此类决定共有30份，具体又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标准式，即决定正文明确载明以宪法为依据；其二为隐含式，即决定正文未明确依据，但从内容中可以反推出唯有对宪法权力加以运用，才能得出相关结论；其三为联名式，即有关决定的制定依据同时包括宪法与基本法。 观察香港特区法律界的观点，他们并不质疑“人大决定”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而是担心一旦承认依据宪法作出的“人大涉港决定”，是否会对以基本法为轴心的香港法体系的自足性造成冲击?这里不仅包括外在规范体系上的自足，更为重要的是内在规范价值层面的自足，最终导致基本法被宪法架空或取代。(13)为了化解上述疑问，必须对宪法与基本法在香港宪制结构内部的关系予以廓清。目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香港宪制结构=宪法中部分条款涉及的权力+基本法规定的所有权力，(14)即将香港宪制秩序理解为一个“A+B的静态平面结构”，进而通过规范条件的不同界定，划分其内部占比。上述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宪法与基本法在内在价值层面存在张力，因而无法有效地放在一个平面结构中进行机械切割。 实际上，香港宪制结构更适宜被理解为一个“A(α)+B(β)的动态立体结构”。该结构主要透过对α与β这两个事实条件的分析，界定宪法与基本法在香港宪制结构内部的关系。鉴于此，本文提出，香港宪制结构=宪法(兜底原则)+基本法(穷尽主义)。即处理香港法律问题，应尝试尽量穷尽基本法的规定，当争议的整体或部分不在基本法的调整范围时，宪法才会作为兜底出场。(15)在这种动态立体结构的视域中，研究的重心也就发生了转化，不再追求在规范层面划定到底宪法哪个条款应在香港实施，而是试图对上述兜底与穷尽的内容从事实层面加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