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词汇的学习和使用问题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其中，心理语言学关注词汇加工问题，从认知加工视角探讨词汇使用的心理本质（如Aparicio & Lavaur 2016；余清萍、田筱润2019）。近年来，大量研究对中国学习者英语词汇加工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其对象大多是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母语为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习者尚未得到充分关注。与汉语母语者不同，少数民族学习者既能使用其民族语言，还能使用汉语，他们将英语作为第三语言进行学习。英语作为第三语言的习得状况如何需要我们进行专门的探讨（曾丽、李力2010；陈建林等2018）。维吾尔族近年来语言教育发展迅速，三语现象普遍存在，对该民族英语学习者的考察可在较大程度上展现我国少数民族学习者的三语使用特点。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英语学习大多是以二语汉语为媒介进行的，汉语在英语学习中的影响不容忽视。鉴于此，本研究拟以维吾尔族三语者为例考察我国少数民族学习者英语词汇加工中的汉语激活，并探讨三语表征中的二语影响。 2.研究背景 有关跨语言激活，学界存在选择性加工说和非选择性加工说两种不同的观点。选择性加工说认为双语者在理解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得不到激活（Scarborough et al.1984；Rodriguez-Fornells et al.2002）。在早期研究中，Scarborough等（1984）采用词汇判断任务对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进行了考察。该研究将两种语言的词汇混合呈现，但仅要求被试对一种语言进行判断，非目标语言均判断为错误。研究对非目标语言词汇反应时的分析发现真假词汇之间没有差异，表明被试没有对其进行语言层面上的加工，从而得出目标语言的加工不能激活非目标语言的结论。非选择性加工说则认为两种语言在大脑表征中相互联系，大脑在理解目标语言时非目标语言能够被自动激活（Dijkstra & van Heuven 2002；Martin et al.2009）。该观点同样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譬如Martin等（2009）以威尔士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的研究中设定了目标语言词汇与非目标语言词汇有/无意义联系两种条件，发现意义联系对目标语言词汇的识别产生了启动效应，从而表明非目标语言在目标语言的加工中得到了激活。两种观点各执一词，且均有证据支持，难分胜负。极有可能的是，绝对的选择性加工说和非选择性加工说均无法对跨语言激活做出全面解释，发生于词汇表征不同层面的跨语言激活可能存在差异。我们需要进行全面考察才可以了解其全貌。 双语跨语言激活的根源在于两种语言在大脑表征中的联系。学界一般将词汇的大脑表征分成词汇层和概念层两个层面，前者存储形式信息，后者存储概念意义信息（王瑞明等2011；陈建林等2018）。Potter等（1984）最早指出双语词汇在词汇层和概念层上均可能存在一定联系。Kroll和Stewart（1994）进一步指出了双语词汇联系的不对称性：对于一语较强二语较弱的双语者，二语到一语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词汇层上，而一语到二语的联系则主要体现在概念层上。Jiang（2000）从双语发展的视角进行了探讨，指出二语学习初级阶段完全采用词汇层联系；中级阶段出现概念层联系，但总体较弱；高级阶段则完全采用概念层联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观点都是基于双语研究提出的，三语表征问题仍待探索。 三语习得不仅需要考虑来自一语的影响，二语影响同样不能忽视（Ecke 2015）。在该问题上学界已有探讨，但无定论。有的研究发现三语表征中二语影响微弱（Aparicio & Lavaur 2016）；另有研究则认为二语的影响突出，其主要原因是二语和三语在学习过程及知识特征上存在较大共性（Bardel & Falk 2012；王震2016）；还有研究从语言相似性、三语教学媒介语等视角进行了阐释（Rothman 2010；孙鑫、李伟2014；张萍、卢雅睿2016）。 我国少数民族英语学习者是典型的三语群体，近年来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现有研究大都关注汉语或英语与学习者母语之间的关系，但对英语和汉语之间关系的探讨较少（崔占玲、张积家2009；热比古丽·白克力等2012；陈建林等2018）。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对藏族学习者的研究发现英语-汉语及汉语-藏语之间的概念层联系紧密，而英语-藏语之间的概念层联系微弱，表明汉语在英语语义通达中起中介作用。研究对词汇层的考察则没有发现跨语言联系，表明该层面上不存在汉语的中介作用。陈建林等（2018）重点探讨了汉语在藏族学习者英语词汇语义通达中的影响，其研究对象包括汉语熟练者和不熟练者两类。研究发现汉语熟练者的英语词汇语义通达完全借助汉语实现，藏语没有影响；汉语不熟练者则借助藏语实现，但汉语起抑制作用。 研究方法上，跨语言激活研究大都采用启动实验进行。不少研究采用的是启动词和目标词连续呈现的即时启动实验任务，并且有的研究中启动词的呈现时间还较长，显性知识及加工策略的影响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崔占玲和张积家（2009）以及陈建林等（2018）采用的长时重复启动实验范式则在该方面有很大突破。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将实验过程分成学习和测试两个阶段，启动词在学习阶段呈现，目标词在测试阶段呈现。启动词和目标词之间有其它项目作为间隔，且间隔项目的数量不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被试发现两者联系的可能性。另外，该范式还要求被试对学习阶段和测试阶段的刺激项目都进行操作，并且实验前也不告知被试实验包含两个阶段。这样被试可能根本无法确定实验任务为启动实验，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显性加工策略使用的可能性。一般认为该范式中的启动效应源于被试在学习阶段对刺激项目（即启动词）进行识别时形成的隐性记忆。如果测试阶段中刺激项目（即目标词）的识别再次激活该隐性记忆，自然就会产生启动效应。而隐性记忆通常在无意识状态下发挥作用，具有明显的自动化加工特点，揭示的是自发的激活现象（王瑞明等2011）。在实验材料选取上，以往研究大都采用两种语言间存在联系的词对（如对译词、词形相似词）为对象并考察两者之间的启动效应。这种实验设计展现的是存在相应联系的词汇之间能否相互激活，考察的核心是词汇跨语言联系的影响，难以对语言层面上的激活做出解释（Dijkstra & van Heuven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