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人类认知心理研究中的经典问题（Cattell，1886；Kimchi，1992）。近年来，随着图像与人脸计算识别的发展，整体与部分的识别成为一项前沿科学问题。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人脸识别，近年来逐渐扩展到动物、指纹、汽车及文字词汇识别领域（Gauthier & Bukach，2007）。大量研究发现人脸识别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并且识别的整体性程度受个体经验调节。例如，人们在熟悉人种面孔中的整体加工效应强于陌生人种（Bukach et al.，2006；Peissig & Tarr，2007）。在非面孔的物体识别领域，研究发现不同范畴物体识别的整体性具有较大差异，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单词识别的整体性是否是文字符号识别专家化的标志（Gauthier & Tarr，2016）。 强调整体性作用的观点认为，各语言普遍存在词优效应①和频率效应②（Wheeler，1970；Reicher，1969；高定国，1995；韩布新，1998；李力红等，2005；沈模卫等，1997、1999；张积家，2007），说明人类对文字符号的整体外形有一定感知能力。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即使单词字母严重受损、甚至顺序颠倒时也能实现阅读理解，例如人们能读懂“Does the huamn mnid raed wrods as a wlohe?”这种字母严重乱序的句子（Jordan et al.，1999；Orbán et al.，2008；Perea et al.，2008），说明心理词典中确实存在整词词形。反对者则认为单词通过成分识别，没有必要在心理词典中外显地表征整词（Farah et al.，1998）。他们认为各语言中普遍存在词长效应③，说明在所有字母被识别之前单词不可能被识别（Martelli et al.，2005；Pelli et al.，2003）。由于正反两方面都存在可靠的证据，于是产生了第三种观点，即单词识别的整体和成分相互作用观。该观点认为不同认知条件下整体和成分的作用有所不同（Cohen & Dehaene，2009；杨珲等，2000；张积家，2002；张亚旭等，2003）。 然而，相互作用观虽然能解释不少单词识别现象，却无法说明单词识别专家化的心理实质问题。单词识别专家化究竟意味着整体加工增强还是成分加工增强？这是单词学习的核心机制问题，对于描写和模拟单词学习现象至关重要。于是，研究者将人脸识别研究中的常用范式——完全复合实验范式（complete composite paradigm）用于单词识别研究，但目前结果还很不一致。例如，有研究发现识别专家化的标志是成分加工增强，证据是母语者在正常直立汉字中没有整体加工效应，倒立字④中才有，而新手读者（无汉字学习经验的留学生）在直立字中就有整体加工效应（Hsiao & Cottrell，2009）。汉语母语一、三、五年级儿童随着写字经验增多，汉字整体加工效应有减弱趋势，而且减弱的效应量能在汉字听写成绩与单词命名成绩中起部分中介作用（Tso et al.，2012）。此外，将成熟母语者（能读又能写）、书写受限母语者⑤（能读不能写）和新手读者进行对比时，发现成熟读者的整体加工效应不显著，其他两组显著（Tso et al.，2014）。 但也有不少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不同。例如，Wong等（2011）发现英语母语者的英语单词整体加工效应大于英语二语者（母语为汉语），而且母语者真词的整体加工效应大于非词，二语者则无此差异，说明文字经验越丰富整体加工效应越强他们还反过来用同一批被试进行了汉字知觉实验，发现两组被试都有整体加工效应，其中汉语母语者真字的整体加工效应强于非字，新手（英语母语者）则无此差异，支持整体性加工受到经验调节（Wong et al.，2012）。他们认为Hsiao等（2009）未发现母语者整体加工效应是由于天花板效应。Wong等通过缩短母语者实验中刺激的呈现时间，在同时呈现和相继呈现两种条件下都发现了整体加工效应。他们还操作合体字的整字构形特点，发现母语读者在正常单词而非倒立词中对形的变化更敏感，并且母语者对整体字形的敏感大于对成分（线条粗细变化）的敏感，从而支持整体加工是文字识别专家化的标志（Wong et al.，2019）。 上述两组实验都采用完全复合范式，而且也考察了多种类型的读者群，但仍然留下了很多疑点。例如，Tso等（2012）只考察了母语儿童，没有设立成熟母语读者基线。Wong等（2012）只考察了新手和成熟母语读者，没有考察中间的专家化历程。而在专家化经验研究中，发展历程才是最可靠的直接证据。因此，本研究将从二语学习角度考察汉字识别专家化经验的心理现实性问题。实验采用完全复合范式，被试包含成熟母语读者和四个不同汉语水平的拼音文字背景汉语学习者。在实验设计方面，除了汉字识别整体性外，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设置汉字结构（上下/左右）和汉字频率（高频/低频）两个文字因素作为被试内因素，考察文字经验对汉字识别整体性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实验设计 在线行为实验。汉语母语读者为2（汉字结构：上下/左右）×2（汉字频率：高频/低频）×2（背景一致性：一致/不一致）三因素完全被试内设计；留学生为2×2×2×4（汉语水平：入门/初级/中级/高级）混合因素实验设计。 （二）被试 被试139名。其中汉语母语大学生41名（13名男性，28名女性，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平均年龄20.5岁）、在华留学的拼音文字背景汉语学习者98名。入门级26名汉语学习者全部为英语母语大学生，暑期来北京师范大学进行为期三周的汉语学习。他们的实验在正式汉语学习之前进行。除5名同学自学过少量汉字外，其他学生只用英语上过1次汉语介绍课，包含少量汉字介绍。5名学生中1名识字量在20～30个之间，其他4名同学识字量均在3～10个之间。初级、中级、高级汉语学习者各有25、24、23名，均为来自欧洲、北美的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留学生。他们通过分班考试进入相应水平班级学习（该校留学生水平分班为：100为入门班；101和102水平分别为初级班（上、下）；201和202水平分为中级班（上、下）；301和302水平分别为高级班（上、下）。本研究初级被试全部为101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21.28个月，其中在华7.92个月，属于典型初级水平；中级被试全部为201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26.67个月，其中在华10.13个月，属于典型中级水平；高级被试全部为301或302水平，学习汉语的平均时长为36.17个月，其中在华25.17个月。实验在期中考试后、期末考试前进行。所有被试平均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自愿参加实验，实验后获得一定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