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刘俐李最早以“同源异境”为视角进行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实践。（刘俐李，2003、2006、2009）陈晓锦强调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要进行多方位的比较，其中所指“同一祖籍地方言不同地域变体的比较研究”，（陈晓锦，2016）亦是“同源异境”视野下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具体思路。综合前贤及个人研究实践，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具有特定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的新视角，可以进行系统化的范式研究。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相对零散，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构架。本文即立足于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从同源异境语言比较研究实践、汉语方言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源异境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概况、研究取向与路径等方面对这一研究探索进行理论梳理。 一、同源异境语言的比较研究实践 自有人类产生，即有因战争、经济等各种原因的人口迁徙及流动，文化亦随之流播，并继而与其他文化互相渗透、交融。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同一种文化会经由不同路径传播并扩散至不同环境之下。本文所指“同源异境”即为此种状态。反映在语言上，则体现为：源自同一移民原乡的语言（或方言）存续在不同语言（或方言）环境中。这里的“异境”特指语言环境，而并不限指地域环境。在这一背景下，同源语言或方言（即源语）受落籍地的不同语言环境（即受语）影响而发生演变，形成各种变体。 宏观来看，同源异境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初显范式化，并逐渐形成新的学科。 18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曾明确指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三者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非“同一源头”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梵语、希腊语、拉丁语）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偶然性绝对解释不了；比较这三者的任何一位语文学家都会相信，它们来自同一源头。”（侍建国，2011）琼斯将梵语、拉丁语、希腊语联系起来进行共时比较，这是历史语言学初开萌蘖的明确标志。长久以来，学界对于这段论述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及其对于语言学发展的巨大影响。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历史比较法”的价值当然毋庸置疑，透过琼斯对于梵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近似性的亲属关系解释，语言学家们发现了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从而通过亲属语言的比较构拟出其原始母语形式，为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更科学、更可靠的途径。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转换一下，则可以发现：琼斯在语言学上的另一贡献还在于其所使用材料的特殊性。梵语、拉丁语、希腊语的共同源头是原始印欧语，由于分裂后的环境差异，它们形成了既具有共同核心特征又各有创新发展的不同语言。 从某种意义上说，梵语、拉丁语、希腊语便是同源异境的语言实体，它们由于分隔时间久远、地域相隔，因而成为了同源语言的不同分支。历史语言学借助这些材料对原始母语进行构建，对原始语言状况进行拟测，从而探寻其同源性，这是属于“回顾”（徐通锵，2008）的研究模式。在不同环境下，同源语言还有另一种分化、演变形式，即：在流播至其他语言环境之后，源语在与其他语言长期接触后，其语言系统中的重构程度尚不足以形成不同的语言，但是已经体现出接触影响下的演变特征，这种同源语言的地域变体也是同源异境语言的一种具体表现。 社会语言学即主要关注于这种“语言地域变体”的研究，如世界英语变体（world Englishes）的相关研究便是其中的范式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英语世界地位的不断提升与国际化发展趋向，英语在传播至各个国家之后，与其他语言及文化长期接触，日渐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英语变体，如威尔士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马来西亚英语、菲律宾英语、南非英语、中国英语、日本英语等。针对世界英语变体的分布及特征，卡奇鲁（Kachru）提出了“三大同轴圈”理论，即英语作为母语使用的为“内圈”、英语变体作为制度化的第二语言使用的是“外圈”和英语变体作为外语使用、没有制度化的是“扩展圈”。（Kachru，1985）这一理论是针对新历史背景下英语全球传播的现实而进行的理论尝试与探索，对英语的众多变体进行了类型化分阶，强调了语言的多样性及本土化特征，是同源异境语言实体的又一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世界英语变体研究继有Peter Strenvens、Tom McArthur、Manfred
等从其他不同角度进行深入探索，近年来更是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及丰富性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意大利语、法语、汉语等其他具有广泛传播特点的语言也在不同环境下形成不同变体，受英语变体研究的影响，其相关研究也有所推进。 考察不同语言变体的接触环境对源语的影响机制及影响程度，是在接触语言学的视角下可以拓展的新方向。这是在已知语言同源的背景下所进行的比较，顺流而下，从而找寻语言在接触背景下的新变化。由于具有明确的发展动线，从而使得对沿其流而下的“前瞻”研究亦具有了切实深入的可能，是对传统“前瞻”研究方法在语料上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