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铁路建设模式探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黄华平,历史学博士,教授,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芜湖 241002)。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快速建成三线地区铁路干线,党和政府采用了大会战模式推进铁路工程,西南铁路大会战正是此种模式下的早期实践。在此次大会战中,党和政府设立了专门的铁路建设管理机构统一指挥工程建设,发动了数十万筑路工人协同修筑铁路,组织了沿线地方政府开展支援铁路建设工作,并运用思想武器鼓舞筑路队伍士气,同时,为攻克铁路建设中的技术难题还开展了设计与工程技术革命。党和政府通过大会战的模式,快速推进了西南铁路建设,成功修建了成昆、襄渝、阳安、焦枝和枝柳等一批三线铁路,不仅在新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21世纪中西部开发奠定了交通基础,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建设铁路的成功实践。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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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秘密开展了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被称为三线建设。①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先导工程,在三线地区纷纷上马,形成了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热潮,先后有川黔、贵昆(又称滇黔——笔者注)、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干线贯通,新增铁路里程8046公里,占同期全国新建铁路总里程的55%。②建设如此大规模且途经山区的铁路,党和政府是如何有效推进的呢?虽然有个别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但其研究以劳动力动员和激励筑路工人士气为着力点,着眼于对三线铁路整体及特征的叙述,对三线铁路建设中的管理机构、工程技术及地方支援等问题缺乏梳理与阐释。③总体来看,学界对此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西南铁路大会战是大规模三线铁路建设的首战,以贯通成昆铁路为中心,同时包括川黔和贵昆两条铁路。这三条铁路早在1958年便已开工兴建,但受“大跃进”运动及此后国民经济调整的影响,工程时兴时辍,至西南铁路大会战前,成昆线四川境内只修到青龙场,距昆明还有1039公里,川黔线重庆—贵阳之间尚有276公里、贵昆线贵阳—昆明之间尚有298公里均未修通。1964年8月,中央基于“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的西南战略后方”的需要,要求加速推进西南铁路建设。④20日,毛泽东指出:“成昆路要两头修,滇黔路也可以两头开工,还可以更多的点开工”。⑤为此,周恩来亲自部署,调集多方力量,于9月10日组建西南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西南铁路大会战。⑥川黔、贵昆两条铁路分别于1965年7月、1966年3月按期铺轨通车⑦,成昆铁路原计划1968年7月1日通车,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于1970年7月1日才全线通车⑧。西南铁路大会战是三线铁路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党和政府发展铁路事业的有效策略。本文通过对西南铁路大会战的研究,以期以点带面对三线铁路建设的基本运作模式进行概述,并作简要评析。

      设立专门铁路建设管理机构

      1964年8月11日,主持铁道部工作的代部长吕正操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加速修建成昆等西南铁路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提议设立一个工地总指挥部,集中管理西南铁路建设。《报告》指出:“为了集中力量把这一仗打好,应该扩大现场指挥机关的权力。有关修建西南铁路的设计、施工、鉴定以及科研等工作,统一由指挥部领导,实行现场设计、现场鉴定的办法。北京主要管方针政策和计划,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以支援。”为协调修路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关系,《报告》还建议:“西南铁路工程由李井泉同志担任总指挥,或成立一个包括西南各省和中央有关部委的委员会(或小组),亦由井泉同志挂帅,我们做副手,做实际工作”。⑨9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成立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等机构的决定》,批准成立以成昆线为中心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⑩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刘建章、郭维城、彭敏、张永励、熊宇忠等任副总指挥(11),并指定吕正操为第一副总指挥,负责筑路的具体组织工作(12)。

      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下设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以下简称西工指)、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西南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和总指挥部办公室。(13)其中,西工指全面负责指挥和组织工程进行,统管计划、财务、物资、装备,并对参加筑路的设计、科研、生产、运输、施工力量(包括兵、工、民兵)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统一指挥,从设计、施工到竣工交付正式运营,一抓到底,全面负责。(14)西南铁路建设技术委员会负责制定技术政策,领导和组织新技术的采用,组织审查、鉴定、设计文件和科研成果。其余两个部门则是协调机构,其中,西南支援铁路建设委员会负责发动沿线各省、地、县(州)相应的机构组织沿线各族人民支援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总指挥部各机构的联系,每月出简报1期,沟通上下左右情况。(15)

      为保证西工指指挥系统行之有效,中央对西工指实行军事化管理。吕正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维城为副司令员,刘建章为副政治委员,黎光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6)为便于西工指对铁道兵队伍的统一领导,11月,国防部又任命吕正操兼任铁道兵第一政治委员。(17)

      由此,西工指集所有铁路建设管理权于一身,成为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最高领导机构。这种集中统一的体制,打破了当时我国铁路建设过程中设计、施工和鉴定验收分立的局面,避免了铁路工程建设多头领导、互相牵扯、对下指挥失灵等弊端,有助于铁路工程建设的开展。1967年1月,西工指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陷于瘫痪状态。1969年5月12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撤销了西工指,由新组建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南铁路大会战,(18)从而保障了大会战的最终胜利完成。

      发动各方力量修筑铁路

      在筹建西南铁路大会战领导机构的同时,吕正操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大的铁路修建任务,一定要有一支统一指挥的,战斗力强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施工队伍。在这几条线上,现有铁道兵约两万人,西南铁路工程局二万二千人,多数是干部和技术工人,估计全面施工需要二十万到二十四万人。如果征用大量的民工,势必增加农村的负担……因此,我们考虑再三,认为西南铁路用军工来修建,最为合适。”他向中央建议抽调铁道兵5个师、22个团,共8万人作为施工骨干,扩编为人民解放军西南铁路工程部队。这5个师共编为5个纵队(或称指挥部),22个团扩编为22个总队(或称旅),每个总队0.8万—1万人,总队之下依次设大队(或称营)、中队(或称连)和排班。同时,扩编西南铁路工程局(后称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笔者注)至6万人,全部并入铁路工程部队。再加上铁道部从其他单位抽调的一些技术力量,施工力量便可达24万人。(19)该方案适应了三线铁路建设形势的需要,因此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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