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银行效率是其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是银行竞争力水平的集中体现。2000年以来，中国的银行业改革逐步推进，关于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研究日趋活跃。姚树洁等（2004）基于1995-2001年间中国22家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和硬预算约束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发现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的效率总体上高出11%—18%。迟国泰等（2005）的研究表明，贷款产出的质量降低了中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并造成国有商业银行成本效率明显落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徐传谌和齐树天（2007）的研究表明，样本期内的股份制银行在效率水平（成本/利润）上的表现均要好于同期的国有制银行。Berger等（2009）的研究发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最低，外资银行效率最高，一定比重的外资参股有助于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孙浦阳等（2010）使用面板估计方法对2001-2007年间中国47家不同所有制银行的绩效及利润率进行了评估，发现国有制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绩效比更年轻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更差。郭晔等（2020）的研究以2008-2016年间102家城市商业银行为样本，探讨了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其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引入战略投资者、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可显著提高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以中国的银行机构为样本的研究所得结论趋向一致，均表明银行的所有制结构会影响其经营绩效，且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于非国有银行。 虽然目前关于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研究已有相当数量，但对银行业发展及原因的研究以描述发展状况和个案分析为主，而偏重量化的研究较少，且探讨银行所有制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更是罕见。Ma（2019）的研究认为，上海金融业尤其是新式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共租界和海关税收体系的建立，它们赋予了中国银行和商业精英团体以较强的自治能力，从而促进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兴起。赵劲松（2012）的研究发现，1904-1940年间，对投资者的保护在纸面立法上虽呈现出由弱变强的趋势，但在实施效果上并未呈现出相同趋势，这一时期近代金融的发展并非得益于法律环境的改善。 从银行所有权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来看，现有文献可能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当今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环境差异较小，难以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银行所有权与绩效之间关系的异质性；第二，因受银行体系的所有制结构限制，以当今中国银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能够拿来与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绩效比较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或改制后的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未经所有制改革、自始至终便是完全私有的国内私营银行；第三，当今经济环境下，中央政府对金融市场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管，辅以“大而不倒”和最后贷款人等保护性制度的实施，难以观察到未实施这些现代监管措施、自由市场环境下不同所有制银行在经营绩效上的差异；第四，已有的金融史研究，未曾对民国时期全国的银行进行利润效率的测算和分析，更没有重点考虑私营银行的地区差异，并将其与官办银行进行比较分析以识别其作用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曾区分了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之间的不同。制度环境是一组界定经济活动在其中发生的背景和基础规则，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而制度安排则是约束个体行为的具体规则，或者合约的治理制度。制度环境决定了游戏规则，并通过产权、契约法、规范、习俗等影响制度安排的比较成本和绩效（Williamson，1996；威廉森，2001）。在现代经济中，一国的产权制度和法律规则一般不会存在差异，而在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各地的制度环境却存在较大的不同，这无疑为我们对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场景。基于此，本文选择近代银行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制度环境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的基本假说是，银行所有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会对银行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银行所有制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存在异质性表现：如果制度环境较差，私营银行发展受限，则官办银行的绩效会好于私营银行；而在制度环境较好、市场竞争较为充分的条件下，私营银行的绩效则会优于官办银行。官办银行和私营银行具有不同的利润绩效实现途径。前者主要得益于官方所有权所带来的特许经营权，在局部垄断环境中单位资金的收益率更高；而后者主要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通过业务竞争和成本控制而实现的。 为揭示不同制度环境下银行所有权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我们收集整理了民国时期158家银行的营业报告数据，利用实证分析方法，重点探讨私营银行与官办银行（国家特许银行和省市立银行）之间的经营绩效差异。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历史数据和不同性质银行的对照分析，更好地识别出了所有制与银行绩效之间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异质性表现。第二，测算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式银行业的利润效率，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量化实证研究提供了数据和指标基础。第三，丰富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即治理机制）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第四，通过揭示制度环境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表明在当前通过所有制改革方式来提高银行效率的同时，更应当注重制度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效率。 二、近代中国的制度环境与银行业发展 1897年建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是近代中国第一家华资新式银行，此后四十年间中国新式银行业不断发展和完善，1928-1937年间被认为是中国新式银行业发展的“黄金十年”，这一时期的华资银行已超越票号、钱庄和外资银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民国时期，政府对银行业市场准入的限制较少，不论是政府还是自然人皆可创办银行，且国家无力对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也没有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实施多少干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十年间，推行了一系列金融政策，①其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政府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控制能力明显加强。但这种加强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对几家国家特许银行的控制能力的强化，②而对广大私营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监管依然很少，也无力推行存款保险人、“大而不倒”和最后贷款人等保护性制度，难以消除由政府管制措施引发的不同所有制银行在经营行为上的差异性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银行绩效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