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2.03.013 北京大学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以至于今日我们对北大的认识陷入种种迷思，而难得其真相①。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联大，并最终迁移到昆明办学。学界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可谓多矣，然多侧重于作为整体的联大，而相对忽视仍保持相当独立性的各校的实际处境。抗战时期西南联大三校共处，除合作的面相外，出于战后仍各自独立的考虑，联合毕竟只是暂时的，故校际之间的分立与竞争也是客观存在的②。在与清华合作的格局下，北大在经费保障、治理体制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显现出种种不足，北大校内对校长蒋梦麟寄予厚望，然而相对于全面抗战前振作有为的意气不同，战时蒋梦麟在联大体制下比较“无为”，其“意兴阑珊”与北大同人的“殷切期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使得双方隔膜日深，蒋梦麟也从北大中兴的“功臣”变成学校发展不力的怨府，最终导致1945年蒋梦麟的下台③。本文主要利用时人的日记、书信、回忆等个人文件，辅以档案资料，尝试揭示全面抗战时期联大体制下北大的真实处境，从中透视这一时期北大危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校长蒋梦麟的困境，通过拉长镜头的方式重新梳理1945年北大校长更替的来龙去脉。 一、全面抗战时期北大的变局与隐忧 1931年，蒋梦麟重整北大，借助于校内外北大派(校内主要是胡适和周炳琳，校外则是王世杰、朱家骅和傅斯年)的支持与中基会的经费资助，实现了北大的振兴。相对此前北大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扰攘不安，可谓振衰起弊。正如傅斯年事后所言：“民国二十年，先生(指蒋梦麟)重长吾校，大事改革。理学院等于创置，而文、法两院所改亦多，集四方之贤才，致策学术之推进。虽九一八之祸始于此年，而学校进步，不为阻折。今日北大尤有此局者，亦当时再造之功也。”④然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大在经费和人事两方面的支持系统均发生重大变化，从而严重制约北大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前，蒋梦麟重整北大，校内胡适和周炳琳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周炳琳，字枚荪，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5年升北大法科经济门，1920年，由蔡元培主持选拔，上海民族资本家穆耦初资助出国留学，1925年归国进入北大任教，次年南下。1931年，周炳琳受蒋梦麟邀请重返北大，担任法学院院长。当时刘树杞任北大理学院院长，蒋梦麟自兼文学院院长。后在蒋梦麟和周炳琳苦劝下，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⑤。1931年，蒋梦麟改造北大的思路，关键在于学风的改变，旨在提高学术，重点落实在人才的选聘。对于教授队伍的整顿，蒋梦麟负责“辞退旧人”，胡适和周炳琳负责“选聘新人”。北大的大政方针，基本上是由蒋梦麟与胡适和周炳琳商定的，三人在北大也是共进退的。 1931年12月，因经费困难，蒋梦麟为表明态度，突然离校，并致信胡适说明缘由，称：这回的离校，“枚孙[荪，下同]和我两人，商量了不知多少回，才决定的。学校的致命伤在经费的积欠，教员的灰心。两位也知道好多教员，真是穷得没有饭吃。第一批学生南下的时候，我们两人已议决了把北大放弃不办。枚孙做事是很把细的，我有些粗心，但我能取断然的手段。我们两人商定了的不致大谬。”⑥由此可见，胡适和周炳琳在战前蒋梦麟执掌北大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胡适利用其在政学两界的巨大影响力为学校争取资源，同时在校内也是凝聚认同之所系⑦。周炳琳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的同时，还先后兼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其自称是“骑两只马的人”⑧，对于协调北大与北平、河北地方党政之间的关系贡献颇多。蒋梦麟、胡适、周炳琳可谓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大中兴的三驾马车。 1937年7月，平津沦陷，北方各大学南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联合办学。傅斯年最早提议组建联合大学，胡适(北大文学院院长)、王世杰(教育部长)也表示支持⑨。胡适原本作为北大的中心人物及联合办学的提议者，应该负责筹划，却因被政府派往海外争取援助而不能来⑩。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由此造成联大和北大文学院院长的空缺。 1938年10月17日，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上蒋梦麟书，谈文学院院长人选及学校发展建议，该信对校内外北大派的构成言之颇详，其文如下： 适之师出任大使，闻须两三年后始归，北大文学院长如何办理?尝窃念欲求北大复兴，必兼四者：一曰加强干部，二曰汲引新近，三曰提倡研究风气，四曰派遣学生留学。所谓干部，不必限于在校之人，而本校求才亦不必限于干部之内。无事则散居各地，自求发展；有事则聚议一庭，共策万全。适师离校，一方面为北大之大损失，一方面亦可谓北大之新发展。但使离开学校，不使离开干部，其有利于北大仍如旧也。枚荪亦然。凡与北大关系较深而又关心北大者，如孟真(傅斯年)、金甫(杨振声)、书贻(段锡朋)诸人，虽不在北大，亦可使参加干部，裨益学校，当非浅鲜，孟真、金甫均文学院长之选也。(11) 该信首先提到胡适离校对北大是巨大的损失，可见胡适对北大的重要性。北大校内的核心人物，除蒋梦麟和胡适以外，周炳琳最为重要，其他如傅斯年、杨振声等虽不在北大，但对学校也有影响。胡适之所以重要，在于胡适是沟通校内和校外与北大关系较深者的重要媒介(12)。另据郑天挺1942年10月9日记：“立夫以任矿业银行董事一事为众指摘，有去职说。孟邻师有继任可能……余意北大更重于部，若适之师不归，交之何人?枚荪、今甫固佳，但若外力太强，则不能抗矣。”(13)可见蒋梦麟、胡适、周炳琳、杨振声、傅斯年均系北大的重要人物，但蒋梦麟和胡适又是第一等重要的，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