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革命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这不仅表现为一些学术期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专门的笔谈，而且表现为多学科众多学者的参与，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其中，提出较早、提倡最力、影响最大的，当属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李金铮。作为一种颇有声势的史学研究取向，“新革命史”从何而来，又向何处去?①将其置于学术演进和时代变迁的视野下可能会看得更清楚。 一、革命史研究之“学统” “革命”一词在近代出现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特别具有正面价值的概念。无论革命最初的词义是什么，根据它长期以来被使用的频率和语境来看，其意大致是：以主动者的积极姿态，用不同寻常的或激烈的方式，力图把旧的变成新的，把不好的变成好的，意味着对陈腐的和一切不合理的东西的打击和破除，意味着对进步、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宣扬、追求和重建，意味着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各方面的巨变。自被称为“革命”的实践发生以后，关于革命的叙事和书写就产生了。有意思的是，“革命史”的建构一开始就是由革命者和学者共同参与的。有学者曾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论及“新革命史”研究②，可谓是对“新革命史”的“学统”溯源。 不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产生于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同样是革命家和学者联手推动中共革命进入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同时又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提供了历史认同和思想资源，从而把中国共产党革命目标与历史发展趋向密切结合起来。③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更具体地说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臻于鼎盛。“新革命史”的主要提倡者所说的“传统革命史观”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此间，中国革命史或中国近代史研究最根本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无论是近代史研究人员还是教学人员，都把毛泽东思想列为日常学习的内容。④因而，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的基本线索和框架体系，都是以毛泽东对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的认识来构建的。其代表性成果有：李新等编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黎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新华书店1949年版)等。虽然同样都是依据“革命理论”，但有关革命史的许多观点和书写并不一致。比如，胡绳对范文澜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批评，引起了长达几年的广泛讨论⑤，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⑥再如，徐海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与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内容和格调都十分迥异。荣孟源评价“书中的理论和史实都错误太甚”，甚至“歌颂蒋介石匪帮”。⑦ 这说明传统革命史观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所讲的它的一大弊病是：“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革命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革命者。”⑧事实上，传统革命史学者与革命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有学者就注意到：“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针对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⑨当时，还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以客观真确史实作根据，其次要有革命理论的贯穿，才不致陷于迷惶”。⑩把“客观真确史实”放在第一位，把“革命理论”置于其次，这多少有点颠覆后来一些人的想象和认知，说明传统革命史观最初的历史属性还是很鲜明的，且有比较开放包容的一面。 事实上，1949年之前，革命者与学者在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上曾有过不少互动。毛泽东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论断就吸纳了一些学者的看法。(11)如果进一步深究，理论与历史往往是很难截然分开的，用一定的理论研究历史的结果，同时又会形成新的理论。那么，“革命时期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当时的革命宣传”。(12)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革命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和革命史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革命理论”的一部分。所以，“传统革命史”与“革命理论”的关系同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后来，“现代化范式”的提倡者同样承认，“即使仅看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史的研究，本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达到的认识深度和广度，也是进化史观和各种‘新史学’所无法比拟的”。(13)显然，“革命理论”包含着对近代历史的深入研究。 不过，传统革命史确实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有着初创时期的典型特点，即围绕中国近代史或革命史的“骨架”展开，尚未也不可能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有学者指出，“50年代中国史学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大多数人都在思考基本问题和宏观问题”。(14)其核心内容之一，即认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15)借此东风，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社会史却不然，即使劳动人民的社会生活也并未得到太多展现”，“特别是乡村，却始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16)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革命史”主要提倡者所强调的社会史视角，所致力的乡村史研究，恰恰是把传统革命史观提倡的研究取向和内容付诸实践，尽管其未必意识到或认可这一点。学术研究进展的路径一般有两种：一是“接着做”，二是“对着干”。(17)“新革命史”的提倡者似乎没有突出“接着讲”的一面，而是特别表现了“对着干”的一面(18)；或者说以“对着干”的姿态来“接着讲”；为强化这一点，还引证了不少域外的研究助阵，反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自身学术传统的承接。其实，一些域外的研究取向，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史学研究中已有明显的体现，只是许多推崇或跟进的学者不自知罢了。不过，换个角度看，“学统”是无法中断的，只是有时候可能被遮蔽或在不经意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