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舆论的形式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社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代传媒体系的出现与急速发展，其中报纸、杂志和现代出版事业的运作在其中起着核心作用。张灏认为，中国知识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自1895年到20世纪20年代有一个突破性巨变，那就是从传教士主导的“边缘性报刊”(marginal press)向精英报刊(elite press)转变，办刊的主导权也由原来属于“边缘人士”的外国人或买办阶级出身的人群逐步让位给新兴知识阶层，这些人具有政治参与热情与理性批判意识，积极推动公共舆论的形成与展开。现代知识阶层在人数上虽然不能与传统士绅相比，但他们对文化思想的影响绝不下于士绅阶层，主要基于他们与传播媒介保持着密切关系。① 转型时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西方冲击的情况下会产生文化取向的危机，价值取向、精神取向和文化认同感诸方面均遭遇瓦解与重建的困境，这些危机造成的心理焦虑往往通过新型传播媒介蕴育的公共舆论才得以化解，许多新的思想论域也通过这个新型平台获得支持。 以往史学界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地意识到报纸杂志在形成新思想文化方面的中介作用，特别是对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城市公共传媒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对日本侵华时期汪伪政权统治地区媒体构造和传播现象的详细考察基本付之阙如。实际上沦陷区知识分子无论其政治主张如何，是否附逆投降，都是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所发表的言论也曾构成国共抗日论述之外颇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从中不仅能发现在对日态度方面知识阶层政治见解的差异性，也可体味沦陷区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及其解决办法，这些充满内在紧张感的舆论值得我们将其置于抗日战争的复杂背景下辨析和讨论。本文以武汉汪伪政权报纸《大楚报》及其报社出版物为个案，深度勾勒沦陷区传播媒介的组织形态和活动方式，并集中探讨其发表的政论内容及其影响。 一、《大楚报》系的创刊与运营风格 1938年的武汉会战以国民政府军队的失败而告终，10月25日夜，日军进入汉口城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沦陷，自此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日据统治。入侵的日军建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伪政权，也亟待加强文化控制，占据信息渠道，宣传美化殖民政策。这一时期创办的日伪报刊多达几十种，《大楚报》是其中发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与之规模相当的还有《武汉报》。 表面看来，《武汉报》隶属于日本军报导部，创刊于1938年11月10日，《大楚报》是汪精卫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39年3月。但在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两个报社关系紧密，在人员任命上亦多有重合。相较于《武汉报》要求准确直接传达日本军方意图的功能，《大楚报》更有其特殊之处。就报纸本身来看，其亲日的内容形式更加隐蔽，除头版要闻社论直接鼓吹日本的军事胜利、宣扬其统治东亚的必然性外，二、三版经济、社会、文化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中尤其是武汉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娱乐资讯、商情物价等各方面信息。四版副刊“楚风”，刊登掌故轶事、小说连载、诗歌对联、笑话谜语、养生常识等休闲文字，也凝聚了一批沦陷区文人作者群。虽然报纸传播的信息真伪有待察证，但其中呈现出的丰富多样性仍不失为研究日据时期武汉生活形态、日常秩序的珍贵历史文献。与此同时，《大楚报》报社承担着多元功能，除了传播新闻，还要组织艺文活动，炮制系统理论，以召集华中沦陷区文人群体，组织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认同并服务于占领体制。为此报社不断开辟更多的出版园地，形成报系。报纸容量由最初的四开增至对开，再扩展为对开两张，加上晚报，达到每日出版三大张的规模。除了发行日报，还出版杂志、丛书、周报。其中的《新生》杂志，在《大楚报》创刊后一个月即开始发行，专门刊载政治、经济、法律、时事类论文，由后来的社长张榆芳直接负责，又有“新生译丛”“新生丛书”作为辅助，是大楚报系最重要的理论阵地；此外，还有面向中小学生的《小学生新闻》《新小国民》等杂志随刊发行。② 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民众的日常生活史以及日伪政权运作方式的研究尚较薄弱，其原因除文献资料缺失或不易获得外，亦起因于道德判断造成的盲点与回避态度。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把《大楚报》作为日本占领区的一个典型案例观察分析，希望对推动日据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研究提供助力。 《大楚报》在中国现代报业史中所处的位置非常特殊，对它的研究也尚处在表层阶段，原因之一在于它产生于日军占领武汉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内容特色常常因为其属于“敌伪报刊”而遭忽略，如《武汉市志·新闻志》概述部分对沦陷时期本地新闻业状况仅以“日伪统治期间，武汉新闻阵地全被日伪所控制”草草概括。③《湖北省志·新闻出版》采取了同样的处理方式，概述部分仅有一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在武汉及附近一些县出版了《武汉报》《大楚报》等敌伪报纸，妄图借此奴化沦陷区人民。”④原因之二是在战时条件及伪府统治格局之下，很多真实信息或无法披露，或被人为销毁。原因之三是报社成员惴惴于自己为敌工作的尴尬身份，一部分成员战后作为“文化汉奸”受到审判，他们大多数人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或语焉不详，少有留下文字记述者。 对《大楚报》的人员建制，《武汉市志·新闻志》的说法是：“汪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3月6日，日出对开一张。社长张榆芳，总编辑朱庆麟。”⑤《新闻传播百科全书》认为该报是华中地区影响较大的敌伪报纸，“报社址在今北京路胜利街口四层大楼。日出对开一大张……初由武汉青年协会主办，律师张榆芳为总编辑；后摆脱青年会，由张自任社长，宋庆祺为总编辑”。⑥张泰山的研究提到《大楚报》“表面是汪伪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机关报，实际为汉口日军特务部所控制”，这篇论文同时注意到，日军占领武汉后，组建的宣传机构有三个部分，“一是设在汉口的日军特务部，该部设有三课，其中在第二课下设宣传班，负责宣传管理；二是设在汉口的日军报道班；三是向沦陷区各县派出宣抚班”。⑦ 实际上沦陷区也存在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错综的人际网络，并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根据《大楚报》社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该报第一任社长是亲日派军人雷寿荣，顾问是日本人吉田吉二郎。据《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记载，雷寿荣是湖北武昌人，生于1879年，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汉口军特务部长柴山兼四郎是其同学，武汉沦陷后，雷寿荣出面组织湘鄂赣三省指导部，成立武汉训练院，为伪府发展亲日力量，1940年病死于北平。⑧《大楚报》第一次出刊时间是1939年3月6日，雷寿荣任社长不到一年，报社于1940年1月9日召开第一次管理委员会时，社长已换成吴海天，副社长谢希平，总编辑张榆芳。吴海天、谢希平作为正副社长任期不到一个月，2月19日，报社管理委员会举行了第二次例会，这时的正副社长已分别换成童周、钱民荣。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