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晨报馆”与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与政治分野

作 者:

作者简介:
薛小荣(1977- ),男,陕西安康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1925年底发生的激进群众火烧晨报馆舍事件引发中国知识界巨大争议。主张精英政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因而视群众为无知无识的“暴民”,群众运动是易于被别有用心之人操纵的“暴民运动”;主张阶级政治的中共党人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轨外瑕疵,不能因此否定群众运动的整体进步意义,提出要对群众运动加以政治训练和组织领导。这场激烈争论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舆论界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与政治分野。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社会的理论分析和群众立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选择和政治运动。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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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62;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22)03-0067-09

       学术界对于“火烧晨报馆”事件虽有关注,但在著述中要么一笔带过,仅作为历史背景介绍;①要么只是作单纯地叙事讲述②,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演变史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本文拟以知识分子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对“火烧晨报馆”事件做思想史的解析。1925年11月29日,自誉“正气所钟”③的北京《晨报》馆舍在北京国民革命示威运动中被少数激进群众纵火焚烧,造成轰动一时的“火烧晨报馆”事件,引起当时舆论界和知识界的震动。“一般麻木的舆论,生气勃然,一些充新闻记者的书生,都不已于言的摇着笔杆儿对晨报被毁事件发表种种批评与同情的文字。从与晨报吵架未久的世界日报到章士钊的朋友们办的现代评论,到中美合办的中美晚报,莫不有一篇对晨报表同情,对群众致遗憾,责备与诅咒的论文。”④围绕“火烧晨报馆”事件,作为社会报的《晨报》和作为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的《政治生活》展开激烈论战。这场发生于“仇友赤白”论战间隙的思想交锋,进一步暴露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暗伏于知识界和舆论界中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分歧,在经过五卅运动的涵养勃兴和反对关税会议、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国民革命示威运动的直接刺激下,第一次以显明决裂且无有妥协的方式公开于世人面前。其中,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的私人通信问答,最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中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思想纠葛,以及在共产主义开始从纷繁思想流派中的一家之言,迅速演进成为影响范围日益壮大的社会运动时,各自所持立场的政治分化乃至对立。

       一、“火烧晨报馆”始末

       北京《晨报》馆舍被国民革命示威运动中的少数激进群众焚毁,源起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同时驰电邀请孙中山和段祺瑞赴京共商国是。北京政局“一时颇有澄清之象”⑤,全国局面亦“因冯玉祥倒戈而发生大变化”。⑥

       在“赤化将军”⑦冯玉祥的默许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得以在北京公开组织活动,一时市民集会和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北京城内鼓吹革命气氛大涨,“无日不在报上看见的,就是国民会议四字”。⑧但在孙中山逝世后,执掌中枢的段祺瑞“外崇国信”,在金佛郎案、五卅惨案、关税会议等问题上妥协退让,激起社会各界尤其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强烈不满。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应当利用这种革命心理,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份子”,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⑨

       就在北京城内民众倒段之声不绝于耳之际,郭松龄倒戈奉系成为加速倒段运动的导火索。郭松龄倒戈,“与李大钊有关”。⑩在李大钊、任国桢等共产党人的积极联络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1925年11月22日于滦州发表倒戈通电,指责张作霖“一任某国人之专横蹂躏”东三省铁路及其他事业,置人民于涂炭,要求张作霖“引咎下野,后事使张学良负责”,否则“将以武力从事”。(11)

       郭松龄的倒戈反奉,以及吴佩孚、孙传芳和冯玉祥因此形成的反奉联盟,使以奉系为主要政治后盾的段祺瑞执政府面临倒台危险,尤其在曾毓隽、姚震相继被国民军拘捕后,“益不自安”(12),这就为争民众政权的奋斗,制造了“一个良好的时机”。(13)为了促成这种可能的实现,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以北京各团体各学校为主体,“决乘机为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以推倒现政府建设真正的国民政府为口号”,定于11月2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大会,“迫段祺瑞辞职,拿办朱深、章士钊、姚震、李思浩等祸首”。(14)

       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等人告密,11月28日的群众运动早已被京师警察厅所预防。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派出部队维持执政府秩序,又电令警备部队不得让群众进入段祺瑞私宅,群众只能在府外高呼“请段祺瑞下野”“请段祺瑞缴出印信来”“迫段祺瑞签字即日离京”口号。(15)随后,游行示威群众分队转赴章士钊、李思浩、刘百昭、朱深、姚震等私宅,捣毁宅中残存器具。由于当天的游行示威运动没有达成预期目标,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委员会决定次日再举行示威活动。

       11月29日下午三时,北京市民群众再次汇聚天安门。在朱家骅等人率领下,游行群众出天安门,经前门大街,至新世界。此时突然有两名非游行群众混入队伍捣乱,导致现场秩序紊乱,朱家骅等人见无法维持秩序,急忙宣告解散并自行离去。游行队伍自是分作两队,其中一队直往晨报馆而去,时值下午五时。

       晨报馆于当日下午四时许即已获知游行群众高呼打倒《晨报》的消息,当即在门前布置铁网,又用报纸及石木等物封堵大门。游行群众抵达报馆时,见大门紧闭不得入,遂用巨木撞击始入,火烧晨报馆舍之事随即发生。

       ……大队至时,先以木棍将招牌拆毁,又欲进入该馆,访其编辑主人谈话,讵该馆已将双扉紧闭,群众遂用巨大铁钟连敲其门,然内仍无应者……当经孔武有力者将堆垒之重物移去,开门放众入内,遍觅其中,已查无一人。众益愤愤,齐呼捣捣,一时砰拍之声大作,所有器物以及印刷机器铅字等等,悉被捣毁无遗。报架子上之报纸,当亦片片如蝶之飞舞,不料该纸竟落于生煖之煤炉内,立被炉火燃着,浓烟火光登时弥漫各室,而煤油墨油更助之为虐,火焰高逾十丈,民众始纷纷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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