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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以来，上海的公共绿地极少，且难有拓展空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先是因中苏关系紧张，进行了“为战备”的绿化；后又因中美关系解冻，迎来了“为外事”的绿化。前者是指围绕机场、车站、码头、仓库等要地种植高大、荫浓的乔木；后者需要市容清洁、整齐、美观，便开辟街道绿地，修缮公园，举办花展，为行道树升级换代。但上海已被定型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占用绿地的情况仍屡屡发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向“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绿化业才真正迎来了大发展。
真是不虞之患!上海这一年的人均绿化面积不仅落后于哈尔滨、西安、天津、武汉，而且不到北京的1/12、广州的1/6，简直就是一个在街道、车辆、厂房、住宅包围中的城市。如果说一座重视绿化的城市具有“香化、美化、彩化”的现代气息④，那么上海的境况就是紧张、匆忙、逼仄、灰暗的。所以，1966年2月2日下达的《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草案)》指出，上海绿化存在的差距和主要问题是：树木太少，大树更少；苗木生产短缺，矛盾突出；因失养失管，“种了不少树，也死了不少树”。为了“争取在1970年以前实现普遍绿化的要求”，首先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分级管理，作好四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统一检查——引者注)”，以求“块块绿地有人负责，株株树木有人养护”。在政策调整上，则可从“预算中核拨绿化建设经费”，并“明确规定财政开支项目”；对于一些地方大、要求高的单位，要允许“配置少数专业的绿化工人”，并解决“编制、待遇、福利等问题”。⑤ 综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城市绿化，要获得良好的生态改善效果，机遇和希望何在?⑥ 二、“为战备”的绿化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后指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⑦。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即“备战、备荒、为人民”⑧。据此，国家计委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整，并在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⑨。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海市委指示，“三五”期间本市绿化工作要“为备战为人防服务，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⑩。 1966年2月2日，《上海市第三个五年计划绿化工作规划(草案)》发布，指出：“本市市郊面积大，地处国防前哨，海岸线长”，“许多直接有关国防的军事设施、部队驻地等还缺乏浓荫的树木来隐蔽掩护”，故“三五”期间的“绿化植树要多种快长、高大、荫浓的乔木”，“尽速把海岛、沿海沿江、山头、公路、部队驻地、工矿企业、农村四旁等地普遍绿化起来，初步估算市区及郊区共需种植乔木一亿株”。总之，要“以国防为动力，平战结合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绿化”。(11) 应该承认，市委的号召是及时而准确的。尽管进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全面展开的1967年和1968年，对所谓“修正主义园林黑线”的大批判甚嚣尘上，但绿化部门仍坚持“三为”方针，“把国防阵地和要害部门的绿化作为重点，栽种的树种85％以上都是快长经济用材树白榆、刺槐、苦楝、泡桐、水杉等”。如虹桥机场的跑道距离汽车频繁来往的公路不到1000米，曾有外国间谍拍照盗窃国防机密，于是相关区园林所、长风公园组织“拥军爱民”活动，“军民并肩作战，种植了一丈多高的乔木一万四千多株”；虹口区园林工人在人民防空部门指导下，将位于区内的煤气站从“站内到站外绿化起来”；南市区上海市汽车运输公司十一场的停车场也都种植了树木，“为伪装隐蔽防护打好基础”。同时，城建部门高度重视“国防上有战略意义的公路绿化，已种植乔木二十四万余株”，在全市范围内“从防空战备出发，发挥绿化防空作用”；城郊结合部的闸北区园林所会同彭浦公社，在区、县接界处“种植用材树白榆、刺槐等五万多株”；邻近的宝山县江湾公社紧紧跟上，在“城乡接界地区种植用材乔木十万多株”。当然，因工作发展不平衡，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有的运输车场、港口、粮库等防空要害部门的绿化还没有抓起来”；“不少工厂、学校、机关、房管部门，去冬今春没有种树”；部队去冬今春“种植了十八万株乔木”，但园林专业队伍难以协助养护，“尚待于部队营房管理处进一步落实分地包干负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