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的合法性:对内国际假新闻的话语策略

作 者:

作者简介:
辜晓进,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兵,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对内国际新闻是指国际传播体系中针对国内受众的国际新闻内容生产,这一领域出现的虚假新闻被称为对内国际假新闻。本文搜集了澎湃新闻“有据核查”2020年-2021年发布的265条对内国际假新闻,随机筛选出45个样本进行批判话语分析,揭示它们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面的生产与传播逻辑,考察其如何通过“伪造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方阵”以及“意识形态自然化”等策略完成“他者”塑造、达成情感共识、实现传播效益。论文还探讨了对内国际假新闻产生的社会语境和负面影响。


期刊代号:G6
分类名称:新闻与传播
复印期号:2022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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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①已成为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重要命题,国际新闻传播主题再次跃入学界关注的焦点。国际新闻传播分为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或曰“本土传播”)。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密不可分,承担着建构、维护和推广国家形象的政治任务,重视“讲好中国故事”②,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对内传播特指针对国内受众的国际新闻生产,目的是实现国际信息的本土化传播,帮助公众了解外部世界,讲述的是“外国故事”,学界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相对较少。数字时代来临后,媒介生态发生重大改变,机构媒体、自媒体、商业平台媒体等多元主体并存格局形成,社交媒体和自媒体成为民众获取信息的重要出入口。在流量至上等商业因素的干扰下,对内国际新闻领域正在成为虚假新闻传播的重灾区。

      2021年6月,一篇针对题为《今晨,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新冠流行早于中国半年!》的“10万+”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打假文章,短期内阅读量超过50万,评论上千条。如此热烈的反馈,既说明此类假新闻普遍存在使文章引起了“共情”(empathy)式关注,也反映这类愚弄大众的造假行为引起了公愤。此类国际假新闻因此具有分析意义,因为它表述的新闻事实虽然是假的,但是它选择的“主题”及其折射的社会矛盾、群体心理以及权力关系却是现实存在的,属于社会现实的不正当呈现。其受到“流量至上”的数字商业模式鼓励,在民粹主义乃至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裹挟之下呈泛滥之势。换言之,对内国际假新闻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中的歧义现象,产生原因也不局限于新闻实务范畴的伦理失范,它实质上是故意制造对立,建构虚幻的意识形态迎合或误导受众,目的是获取流量和注意力,并最终转化为商业收益。表面上看,对内国际假新闻因为所谓的“政治正确”可能产生民族认同、社会凝聚等“积极”效应,但长期容忍这类虚假信息恣意传播,会带来破坏新闻生态、形成社会对立、愚化民众认知甚至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等社会风险。

      本文以对内传播的国际假新闻为研究对象,运用批判话语分析方法考察假新闻的文本特征、话语实践过程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深入考察对内国际假新闻的传播特点与传播机制。具体而言,重点讨论三个问题:1.对内国际假新闻呈现出何种文本特征?2.假新闻话语实践如何获取受众信任?3.对内国际假新闻现象反映了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

      二、文献回顾

      (一)假新闻研究热度不减

      假新闻并非新鲜话题,而是世界范围内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传播现象,也是“后真相时代”事实边界因模糊而被利用或滥用的结果。尤其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将“假新闻”这一概念带入全球受众视野。③此后,假新闻研究的热度居高不下,呈现全面爆发之势。具体而言,当前的假新闻研究主要聚焦四个主题。一是假新闻定义及其发展历程辨析。Tandoc(2018)等学者对2003年至2017年之间34项学术研究中的“假新闻”概念进行分析,立足“内容真实性”和“作者的直接欺骗意图”两个维度,将假新闻分为嘲讽(news satire)、仿讽(news parody)、广告(advertising)、宣传(propaganda)、操纵(manipulation)和捏造(fabrication)六种类型。④Leeder(2019)综合多位学者对假新闻的界定,认为假新闻与不当信息和虚假信息有关,二者都属于错误信息,差别在于后者具有故意传播或误导的意图,因而假新闻可以被定义为具有欺骗或误导民众意图的错误信息,但看起来像真新闻。⑤在这一主题下,假新闻出现于政治斗争、危机传播和健康传播等多个领域,并发展出“信疫”⑥“信息失序”⑦“后真相”⑧等相关概念,拓展了假新闻的分析框架。二是受众相信、分享假新闻的原因探究。有学者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受众相信虚假新闻的原因,指出刻板印象造成的偏见、认知协调的需求和从众心理是三个重要因素。⑨也有学者认为,消极情感类型、二元对立人物模型和原型沉淀是受众误信新闻信息的关键要素。⑩三是假新闻传播机制及其危害分析。骆正林和曹钺(2018)认为,社交媒体环境降低了假新闻发布门槛,提升了假新闻发布速度,带来了一个事实退场、信息商品化加剧、虚拟与现实生活混淆的世界。(11)於红梅和潘忠党(2018)研究发现,受众的社交媒体使用导致假新闻快速且广泛扩散,人们既无时间也无能力核查虚假信息,在不辨真假的情况下进行转发,营造了“后真相”社会环境。(12)四是假新闻治理策略探讨,包括对机构媒体及社交媒体平台自律(陈力丹,2002;陈绚、张文祥,2012)、跨国合作(何吉森,2018)、公共问责与立法(Thompson,2017)、推动数字媒介教育(陈昌凤、陈凯宁,2018)、引入第三方信息核查机制(张建中,2017)等措施的讨论,以期能根本性抗击假新闻现象,建构健康信息生态系统。

      综上所述,假新闻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谣言”和“宣传”的分析框架,而是围绕假新闻的定义与现状、发生与影响、传播与接受、危害与治理等议题,建构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从研究成果的学术积累与创新角度上看,国内假新闻研究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13)尤其是研究对象范畴过于宽泛,多将假新闻作为一个宏观的、抽象的整体性对象进行分析,缺乏具体的类型研究,无法对新闻文本进行深挖细读,遮蔽了假新闻在生产传播和功能影响等方面的丰富性,无法揭示其传播实质,更不利于抽象理论建构。

      (二)国际假新闻领域值得关注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的主体、渠道与形式日渐多元,国际新闻的定义日益模糊,内涵不断丰富。戴佳和史安斌(2014)对比分析了国际新闻(international journalism)和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两个概念,以是否存在特定的民族国家参照系为标准,认为国内研究将国际新闻的定义局限于“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外宣型传播(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及CCTV国际频道为代表)和“向中国介绍世界”的对内型传播(以《环球时报》以及各媒体的“国际新闻”板块为代表)。(14)辜晓进则认为,国际传播并不是单一的传播类型,而是一个有机立体的传播体系。这一体系应该由四大部分构成:一是对外传播,即大家熟知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二是国际传播,即创造条件争取外国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三是对内传播,即同样准确、客观、全面地报道国际新闻;四是对来华外国人的传播,即通过在国内创办外文媒体,覆盖来华外国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日常资讯和本地新闻,避免外宣“灯下黑”。(15)无论从哪一种定义出发,对内传播的国际新闻都是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领域出现的虚假新闻可被称为对内国际假新闻。具体而言,对内国际假新闻是指通过扭曲、捏造新闻事实等手段,故意或恶意传播与其他国家相关的虚假信息,目的是对本国受众进行误导,以获得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利益。此类假新闻日益泛滥,不仅严重干扰正常的国际新闻传播秩序,还会带来认知失调、情感极化、群体分裂等潜在社会风险。

      根据叙事模式不同,对内国际假新闻可大致分为正向和负向两类。所谓正向,是指采用夸张的手法宣扬中国的强大,或者宣扬外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弊端,以迎合部分受众的“爱国情操”,折射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所谓负向,是指“反华”“辱华”类国际假新闻,利用信息不对称树立国外假想敌,编造出虚假的敌对势力和斗争威胁误导受众,激发对某些国家的敌对思维。(16)实践证明,两类假新闻都能得到大量的阅读、评论和转发。有学者指出,国际假新闻是狭隘民族主义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特别警惕于某一事件(主要是涉及国际关系的事件)对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的伤害,往往以此为由提出十分激烈的主张,甚至公开宣称要以本国本族的利害得失作为首要或惟一的是非标准”(17),狭隘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容易演化为民粹主义。李凌凌(2018)也持有相似观点,她认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会形成民族民粹主义,其特征是排外和反全球化,其突出表现就是国际假新闻的出现和广泛传播。(18)惠婷(2014)强调了网络环境的推波助澜作用,认为网络中的公众并不关注事实本身,也不在乎新闻是否真实,他们关注虚假信息并进行传播是为了吸引关注、发泄情绪。(19)上述研究揭示了对内国际假新闻的本质与危害,此类假新闻多以反西方、反全球化、反精英、反主流意识形态等为主要议题,具有追逐热点事件、极端化、非理性、快速传播等典型特征,不仅攻击和破坏现有传播秩序,还可能被别有用心的网络意见领袖利用,成为操纵舆论、攫取名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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