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霍尔(Stuart Hall)被誉为“文化研究之父”，也是传播学界公认的媒介批判理论大家，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他首先作为英国年青一代新左派登场，是积极寻求“改变世界”的政治活跃分子。作为新左派青年，霍尔为何选择通向在当时既非直接的“政治介入运动”亦非“严肃学术领域”的“媒介研究”？今日似乎已成学科教条的“文化研究”范式的媒介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起源上具有何种特性、不足及其启示？上述问题至今并未能得到一个较为清晰合理的解答。暮年霍尔曾在“最后的访谈”中发出严厉警告：“长期以来，文化研究都企图忘记它的政治敏锐性或者政治维度，大肆宣扬高深理论。我不反对理论，离开理论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事物，但文化研究从来都不是生产批判理论的事业。但是，它有这样的趋势。更严重的是，在尽力脱离经济还原论的时候，文化研究几乎忘掉了经济的存在。”[1]此处霍尔的忧虑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对当代文化研究愈发“去政治化”的学院派倾向表示不满；第二，提防“文化政治学”事业彻底坠入与“经济还原论”相对的“文化还原论”陷阱中。实际上，理解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这种诀别箴言必须重返英国二战后早期新左派的政治理论语境中，并且通过考察青年霍尔究竟“如何”经由“无阶级感”研究转向“媒介文化”研究的独特探索道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反思马克思主义媒介理论研究的当代启示。 一、文化马克思主义：青年霍尔的新左派理论语境 战后英国经济持续恢复与发展，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更是引领其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但是相继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危机”使得1956年成为潜在社会问题不断累积质变的历史断裂点，随即最值得注目的社会剧变体现在通俗文化的方兴未艾与新左派的诞生——“这个世界转变了，而这就是新左派的形成时刻”[2]，所谓“新左派”是一种“旨在反对英国共产党和英国工党这两个传统左派政党并努力开辟不同于前者的‘第三种政治空间’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3]新左派运动强烈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教师、艺术家及其他各类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其中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对作为更年青一代新左派的青年霍尔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换言之，我们无法脱离第一代新左派的思想理论背景来理解青年霍尔媒介文化思想发展的最初动态。 第一代新左派主要由文学评论家和历史学家组成，“为了更好地前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英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4]，尤其是批判苏联“教科书体系”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的教条主义理解。汤普森分析指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本身，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重构为一种有助于理解层级存在的独特“隐喻”[5]，但是“教科书体系”硬是将这种“隐喻”绝对真理化为一种呆板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即“上层建筑”只是被“经济基础”彻底支配的附属存在。作为一种理论呼应，霍加特和威廉斯分别出版了《识字的用途》[6]和《文化与社会》[7]等经典作品，两者都表达了一种强调“文化”(“上层建筑”)与“非文化”(“经济基础”)之间交互关系的“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e Marxism)立场。[8]按照这一立场，霍加特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经济还原论理解，强调文化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而威廉斯则创造性地将“文化”重新定义为“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9]，强调具备“相对自主性”的“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关系。 第一代新左派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式理解奠定了青年霍尔的媒介文化思想基础。就此霍尔后来评论道：文化研究“它的最初发展，源于对某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在我看来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而是与生俱来的——的批判；源于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的争论，而篡改过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试图运用这一模式去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10]实际上，阶级问题构成了这类复杂关系问题中的一根红线，特别是伴随着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汤普森敏锐地发出追问：“传统的阶级关系、阶级构成及阶级文化这些文化秩序基础本身将何去何从？”[11]，而威廉斯则试图通过对英国文化和社会进行一种批判性思考，探讨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文学史“有关文化与工业关系、民主与阶级关系等这一系列重要论争中引入其所处时代的关键性介入因素”[12]，霍加特《识字的用途》一书的副标题直接就是“特从出版物和娱乐看工人阶级生活面貌”，即通过回顾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美好生活面貌来反观当代工人阶级生活的一系列怪现状。霍尔当时还属于牛津大学生激进左派成员，并且受1956年政治危机冲击，开始从狭小的西印度群岛流亡政治问题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的英国现实政治问题，“我第一次冒险参加共产主义小组讨论，主要是与共产党员争论把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合适。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举动——因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恐惧和怀疑的氛围。”[13]由此可见，霍尔当时已经开始质疑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并尝试采取新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重新反思英国当代新浮现的复杂阶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