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以来，与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后文简称“拉氏”)相关的本土研究非常多(郭惠民，1990；马秀莲，1998；殷晓蓉，1999；周葆华，2008；胡翼青，何瑛，2014；刘海龙，2015：35-55)。然而，近年来较少研究者把目光聚焦到拉氏身上，他开始扮演配角(胡翼青，2019；吴畅畅，2019；冯露，章于炎，2021)。这或许是因为拉氏已被视为近乎盖棺定论的人物，缺乏单独重访的价值。但无论褒贬，罕有研究关注其维也纳岁月。少数研究即便提及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也一笔带过，仅作为背景交代(冯露，宋伟，2016；胡翼青，2019；吴畅畅，2019)。与此类似，国外传播研究也多以拉氏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为重心，甚少聚焦其维也纳岁月。部分研究虽然聚焦其维也纳时期，但常常碎片化地呈现这段时期，仅围绕个别研究行文(Nowotny，1983；Neurath，1995；Jerabek，2001)。它们可分为两类。一类虽然关注拉氏维也纳时期的传播研究①(Jerabek，2001；Jerabek，2017；Eid，2004)，但惯于从个人层面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此时期的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未充分考虑当时的红色维也纳语境。另一类研究虽然关注红色维也纳语境(Neurath，1995；Sulek，1998；Fleck，2015；Clavey，2019a)，但无意把此时拉氏的研究与美国时期的传播研究结合分析。此类研究自然无法给予传播学术史充分启迪②。 综上所述，这种内外缺失导致国内研究对于拉氏的认识存在缺陷，从而构成国内学者刘海龙(2015：10-12)所言的“灰色地带”。灰色地带往往导致误读，误读又在学界不断再生产，形成恶性循环。例如，国内学者胡翼青(2019)指出，拉氏经常被称作奥地利社会学家，但他在维也纳时期其实从事应用心理学研究，未曾接受欧洲社会学训练。如此误解反映了不少研究未深入了解拉氏的维也纳时期，未加批判地接纳前人观点，最终导致误读的再生产。事实上，无论忽视还是误读，根本原因在于拉氏学术生涯在主流叙事中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源自主流叙事的书写者为了将拉氏建构为实证主义神话典范，不得不假定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属于“连续的断裂”。对此，文章回顾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不仅致力于补充国内学界对于其早年生活的认识，更希望借此思考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其美国时期是否如主流叙事所示，仅仅是一种“连续的断裂”。基于知识社会学路径，文章聚焦拉氏在此时期的社会行动与学术研究，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一)拉扎斯菲尔德在早年主要受哪些思想影响？ (二)拉扎斯菲尔德早年在维也纳主要主持了哪些研究？ (三)这些研究与其日后在美国的学术生涯有哪些关联？ (四)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光是否存在着一种“断裂”的连续？ 二、拉氏学术研究的起点：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 为回答上述问题，文章自然需要聚焦被视为“断裂之处”的维也纳时期。对此，后文将逐一回顾拉氏的第一所研究中心、RAVAG广播研究与马林塔尔失业研究。在传播学术史上，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广为人知，但拉氏在维也纳建立的第一所研究机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Wirtschaf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stelle)却默默无闻。早在1927年，由于反犹浪潮，拉氏未在维也纳大学获得教职，但所幸在导师卡尔·布勒(Karl Buhler)的帮助下建立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Lazarsfeld，1969)。此研究中心不仅是拉氏最早建立的研究中心，也是最早的大学名下独立研究机构(Morrison，2008：180)。不过，维也纳大学并不提供任何经济资助，该机构自负盈亏，因此，研究团队也以维也纳大学学生为主。该机构虽遵从布勒的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但拉氏的研究团队没有墨守成规，不仅研究课题范围广泛，研究方法多变，还经常因地制宜地选择(甚至创造)方法。尽管目前不少研究视此研究中心为一种拉氏研究生涯的“断裂”，选择性地忽视它，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其实奠定了拉氏美国时期众多研究机构的特点，如独立于大学的组织结构、行为主义范式，隐含着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关联痕迹。 重访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有助于思考一个在主流叙事中缺乏追问的问题：为什么拉氏在一生中如此热衷于建立研究机构？对此，无论主流叙事，还是批评叙事都似已盖棺定论。前者主张，拉氏如此热衷建立研究机构是为了系统地组织研究，提高科研效率(Boudon，1972；Schramm，1980；Barton，2001)。后者把这份建立研究机构的热情解读为拉氏渴望拥有更高的地位，谴责他把学术研究改造为政府的行政治理参考(Gitlin，1978)。的确，这两种答案都有一定道理。其一，无论依据拉氏自述还是实际效果，这种科研机构模式至少有助于研究模式高效运行。例如，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局在鼎盛时期数以百计地产出研究成果(Bargheer，2021)。其二，行政管理型的研究模式也的确有可能导致学界逐渐沦为政府的看门犬。然而，这些答案都似在隔靴搔痒。因为，上述观点皆未从根源上回答为何拉氏如此热衷于筹建研究所，有从结果倒推原因之嫌。那么，为何他们不愿从根源上思考拉氏筹建研究所的目的？原因应有两类：一是主观割裂拉氏的两段学术生涯，二是对维也纳时期缺乏关注。主流叙事属于第一种情况，如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verett M.Rogers)曾简略提及维也纳时期(Schramm，1980；罗杰斯，2005)。这说明他们至少知道这段学术生涯，但在他们的论述里，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往往属于日后美国生涯的铺垫而已，可谓微不足道。而第二种情况较多出现在批判阵营学者关于拉氏的讨论中，因为他们更关注拉氏掌控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如何与商业资本“勾结”，为虎作伥。这点从斯迈兹(Dallas Walker Smythe)直呼拉氏为“资本主义社会学家(Bourgeois Sociologist)”就可见一斑(Smythe，1978)。由此观之，在已有叙事里，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拉氏美国时期研究所的关联显然未得到重视。所以，要真正明白拉氏为何如此热衷于建立研究所，理应寻找那“断裂”的连续之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与日后各研究机构所共有的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