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湖本《干禄字书》佚文考

      《干禄字书》，颜元孙撰，大约成书于唐玄宗时期。①该书整理了当时社会用字，确立了唐代用字规范，是研究近代汉字、唐代字样不可或缺的基础文献。

      《干禄字书》版本较多，周祖谟将其分为“湖本”“蜀本”两个系统。②“湖本”系统比较接近原本，“蜀本”系统则与原本稍有差异。③“湖本”系统中的颜鲁公原刻（774年刻）、杨汉公摹刻（839年刻）最接近原本，但原石早已不存，拓本也不得见，目前存清代刻本，但来历不明。“蜀本”系统中的宇文公重刻（1142年刻）尚存，原石在四川省三台县，现存宋、明拓本。“蜀本”系统来源比较复杂，原石的一部分内容源自当时蜀地木刻本，可能存在讹误。

      《干禄字书》很早就东传日本，9世纪成书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藤原佐世编）中就有关于该书的明确记载：

      《干禄字样》一卷。④

      《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录“于禄字样”指的就是《干禄字书》，⑤而日僧自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就开始使用该书编纂古字书。其中，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日本永保元年（1081）至康和2年（1100）写]在释词时多忠实援引字书、韵书、类书等古辞书，保存了汉文典籍的原始面貌，筑岛裕将其归入“原撰本”系统，强调该书引文具有较高的校勘价值。⑥池田证寿指出，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中有许多有关《干禄字书》的引文，⑦如：

      

      其中，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中的“干”是“干禄字书”的略写。此类引文的体例也与《干禄字书》近似。比如，将俗字（“”）与正字（“”）列成字组，明确指出其“俗”“正”关系。由此可见，日僧在编纂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时援引了《干禄字书》。

      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成书于12世纪以前，当时“蜀本”尚未问世，该书所据《干禄字书》属于“湖本”系统，具有较高的文献史料价值。通过广泛收集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所录《干禄字书》引文，将其与传世本逐条比勘，可以发现传世本《干禄字书》可能存在的问题，为近代汉字研究、唐代正字学研究提供一些必要的线索、证据。

      一、《干禄字书》及其主要版本

      目前，各家普遍使用的通行本《干禄字书》共有两种。一为两淮马裕家藏本（以下称“清代湖刻本”），比如杉本孜（杉本っと）《异体字研究资料集成》中的出云寺本《干禄字书》就是该本。二为故宫博物院藏本（以下称“宋明蜀拓本”），即施安昌《颜真卿书〈干禄字书〉》。该本勾跋使用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张玮旧藏本，大部分图版则用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另一种明拓本。

      不过，目前两种通行本《干禄字书》都刊刻较晚，并且是来自两个存在一定差异的版本系统，各有缺陷，现分述如下。

      第一，清代湖刻本虽被官方冠以“湖本”，但来源尚待考证，刊刻时间也晚，不可轻信。《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载：

      今湖本已泐阙，蜀本仅存。宋宝祐丁巳，衡阳陈兰孙始以湖本锓木。国朝扬州马曰璐得宋椠翻刻之，即此本也。然证以蜀本，率多谬误。如卷首序文，本元孙作，所谓“伯祖故秘书监”，乃师古也。兰孙以元孙亦赠秘书监，遂误以为“真卿”称“元孙”，而以序中“元孙”二字改为“真卿”以就之。曰璐亦承其讹，殊为失考。其他缺误，亦处处有之。今以蜀本互校，补缺文八十五字，改讹体十六字，删衍文二字，始稍还颜氏之旧。(11)

      由此可见，清代湖刻本存在诸多讹误，馆臣曾使用“蜀本”校订过该本。“湖本”中偶有谬误可能避免不了，但毕竟是唐人规范汉字的范本，书中谬误连连就显得极不正常了。如此，陈兰孙所用的或许根本不是颜鲁公原刻本、杨汉公摹刻本，而是其它版本，而这个版本可能与“湖本”是有一定差距的。

      第二，宋明蜀拓本均拓自蜀地原石，但宇文公重刻的一部分内容是来自蜀地木刻本。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宋明蜀拓本到底多大程度反映了“湖本”的原貌。另外，施安昌在1990年出版宋明蜀拓本时，称所用明拓本“拓功精良，墨色如漆，字画清朗，胜于前本”(12)，但同时指出其中仍有“因字损泐而缺字”(13)之处，无奈用宋拓本补之，可见宋明蜀拓本并不完美，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近年来，伴随域外汉文文献的挖掘工作不断深入，我们可以借助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所录《干禄字书》引文重新审视传世本《干禄字书》。

      二、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所引《干禄字书》

      《类聚名义抄》是日僧编纂的古字书，分“佛”“法”“僧”三部，版本较多，有“原撰本”“改编本”两大系统。图书寮本《类聚名义抄》属于“原撰本”系统，现存“法”部开头部分，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