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路径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思言,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原文出处:
近代史研究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重新厘定针灸知识,是时人证明中医有效性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中医科学化的背景中,诸多医家都对针灸知识革新进行探索,注重疗效与回归经典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两条革新路径。前者以承淡安为代表,注重实际疗效,对传统针灸知识和西方医学知识加以理性取舍,使其更易被初学者掌握,并为后世针灸教材奠定基本知识框架。后者则以中央国医馆委员黄竹斋为代表,其针灸著述本意是尊奉传统经典医籍,以考订、注解方式整理针灸知识,虽经国医馆推举为良好的教材,审定出版后,反响却不如预期。就内在学理而言,民国时期这两类代表性的针灸知识革新路径的不同结局,揭示了以经验理性对传统针灸知识的去芜存菁,是现代针灸知识转型的关键一环。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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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尤其是在近代发生了重要转型。①如今作为中医代表性治疗技术的针灸,其理论、技术及在中医界的地位亦经历了巨大变化。宋代以降,因受儒医传统影响,针灸、眼科、外科等医学技艺逐渐被排挤于主流医学的边缘,与今日已淡出公众视野的中医眼科、外科不同,针灸在海内外的接受程度都较为广泛。②从学理层面而言,针灸地位的变化,正是因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知识体系的革新。换言之,民国时期针灸知识的革新,是理解针灸地位变化关键的一环,也是近代中医史中的重要议题。

       对此问题的探讨,具有医学训练背景的学者已给予足够重视,他们更着眼于现实,有较强的为当前针灸发展提供可靠依据的意识。其研究理路具体表现为立足现代针灸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概念,通过文献梳理的方式反观其演变过程③,讨论的主题集中于民国重要医家学术思想、针灸医籍的内容,以及理论与技术的变革。④这种具有较强实用倾向的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在分析民国针灸转型过程时能抓住重要医家思想、技术及理论的转变,以揭示现代针灸理论与技术形成的关键节点;另一方面这种后见之明也容易使历史叙事呈现顺畅的线性感,或者说相对忽视了历史语境,尚未充分挖掘这段历史的复杂性。近年来已有学者积极尝试打通史学和医学之间的学科藩篱,逐渐关注民国针灸发展的社会文化面相。⑤但民国时期针灸知识革新的主要路径,尤其是掩盖于中医科学化叙事之下的面貌和特征,尚待进一步研究。⑥

       若我们通过文献回到历史场景,会发现民国时期针灸知识的生产是颇为复杂曲折的过程,由诸多医家各具特色的探索组成。本文即力图回到民国历史语境,探讨两类较有代表性的针灸知识革新路径,分析其成因、影响,及与中医科学化思潮的关系,由此揭示针灸知识近代转型的复杂性,以进一步理解传统医学在近代的变革。⑦

       一、1930年前针灸知识革新的初步尝试

       自宋代以后,儒医传统愈渐稳固的同时,针灸等技术性、手艺性的疗法相对方药渐处边缘地位。⑧这种状况到清代尤为明显,当时已有医家反思针灸边缘化的原因,认为存世的针灸技艺早已和《灵枢》《素问》等古法不相符合。⑨清末民初,随着西医进一步传入,对中医的质疑声也日渐显露,中西医竞争的局面形成。⑩针灸作为传统医学的组成部分,逐渐有学者视其为国粹,呼吁重视针灸。1914年,广东医家黄眉孙发表《论针灸为宜保存之国粹》,强调发掘针灸在医学中的独特性,“籍以砥柱夫中流,而不为世界潮流所冲击”。(11)1915年,著名针灸医家黄灿的《针灸诠述》刊行,张謇为其作序,称针灸实为保全国粹之关键,但当前只是“悬为空诣”,因此理应更加重视、着力发展。(12)

       1920年前后,一些秉持改良、汇通思想的医家及医学团体在思考针灸发展遇到的问题时,就如何重塑针灸知识并提高其地位,展开了初步探索。第一,征集整理民间针灸秘术,并公开化。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民国时期较早发展针灸学的医学团体。1919年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于太原成立,阎锡山任会长,杨兆泰任理事长,宗旨是“以发扬中医精粹,使成一有系统有价值切合实用之医学”。该研究会于1921年成立专门的“针灸征集讨论会”。会长阎锡山阐述设会原因为:一方面针灸是中医重要的治疗方式,疗效好,尤其能解“宿疴顽痹”;另一方面针灸的技艺和价值在发展中逐渐被遮蔽,精通针灸的医家更是将其术视为“枕中秘”,以致“针术几绝”。(13)因此,“针灸征集讨论会”致力于针灸秘术公开化。具体做法是,以实际疗效为标准,面向社会征集切实有用的针灸秘方。入选的秘方可刊登在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专栏。凭针灸秘方入选的医生,可参加研究会定期的讨论,发表演讲,这些成果则可汇辑成书另行出版。(14)

       第二,从针灸知识接受者的角度,思考传统针灸入门医籍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历代医家在编写针灸入门医籍时,一般都会考虑如何使读者通过文本学习尽可能掌握相关理论和技术的问题,到明代出现了以《针灸大成》为代表的较为成熟完备的针灸入门医籍。民国初年,有医家从知识结构合理性的角度反思《针灸大成》的编写,尤以赵缉庵为代表。

       赵缉庵(1877-1938),名熙,字缉庵,号遁仙,山西代县人。师承其父赵龙光习中医,曾任代县中学、山西省立国民师范等校校医。从自己的学习经验出发,赵缉庵表示,“医道难,医之针灸尤难”。因为学习针灸既需要识记腧穴,又需要知晓针灸施术方法,所以“尤赖有真传授”。他在二十年左右的学医过程中,在针灸方面“未得真诀”,直到跟孙祥麟请教、讨论才理解针灸要领。(15)他认为自己此前针灸学习未有所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到《针灸大成》知识体系的约束和困扰。由此,他认真审思《针灸大成》的知识构成,认为该书是采诸家之说集合成编,“书之所载多异说,故学之所究多疑义”(16),对初学者顺利掌握针灸理论和技术造成了相当的困难。

       针对《针灸大成》存在知识驳杂的问题,赵缉庵编著《针灸传真》,进行了如下改变:一是以《内经》为标准,特设《内经刺法》两卷;二是围绕针灸学中最关键的“识其穴”和“知其法”,设置《考正穴法》和《名医刺法》各两卷;三是考订旧书经穴的错误,按照人体比例清晰绘制经络穴位,收录既有注解又简明易学的针灸刺法歌赋。不难发现,赵缉庵编撰《针灸传真》,是以实际学习经验为依据,对《针灸大成》为代表的传统针灸医籍内容的合理性有所反思,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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