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代政治史有精深研究的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面临着全盘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危机，需要一个能将这些危机予以解决的政治方案。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只有通过动员起新的政治力量，实现社会革命，才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种种危机。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牢靠社会基础的政党。在政治活动中让它的力量深入社会之中，以政党自身的政治力量与组织方法，改造或重建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制度与结构，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基本困境，使中国转危为安。①因此，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极大程度上是由革命型政党所主导的。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政党自身的状况，包括它是否能以先进的理论作为行动指导、是否有良好的运作机制、是否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否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与自我调适能力，都决定着它在现代中国政治变革当中的作用与影响。亨廷顿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比较提出，在那些传统政治制度呈现崩溃之象，新的政治基础难以有效建立的国家，需要有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革命型政党来主导秩序的重建。它能够规避持续的政治腐败与政治动乱，实现政治整合。就此而言，在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型政党不仅是政治合法性的象征，也是确立现代政治所必需的政治权威的重要基础。②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一观点颇适用于分析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坛混乱无序，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大小军阀混战不断，列强操纵经济与政治资源，凡此种种，导致居于中枢的北洋政府无法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计，更遑论实现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群众力量的崛起以及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进行自我改造，在孙中山主持下，师法苏联，希望将自己改造成具有明确革命宗旨与严格革命纪律的新式革命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开启了全面“改组”的进程，之后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各地民众踊跃支持，显现出国民党“改组”之后的正面效果。 可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对国民党自身改造贡献极大的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国民党的革命色彩顿时褪色不少，出现了各种新的政治危机。在此背景下，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一部分不甘心坐视国民党日渐沉沦的所谓党内“左派”，开始组织力量、宣传理论，希望国民党保持当初“改组”时的精神与作风，这群人因此也被称为“改组派”。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改组派一定程度上象征国民党的“党权”。虽然其中一些主要分子后来沦为汉奸，自绝于华夏，但分析当初他们组成“改组派”时的政治主张，不仅有助于理解曾经具有鲜明革命特征的国民党为何会变质、堕落，更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切面，让人们思考现代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问题。③ 国民党为何会变质？ 总体而言，国民党(包括其前身中国同盟会与中华革命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活动中，虽然具有一定平民色彩，但本质上还是由当时的社会精英阶层所组成，是缺乏足够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因此，在政治活动中时常表现得欠缺组织性与纪律性。在政治主张方面，虽然国民党也强调要关注广大民众的福祉，《民报》上的一些文章涉及剖析中国社会矛盾的内容，并呼吁要改善民生，但其无法真正实践这些主张的政策，大多数内部成员时常脱离民众，要么幻想依靠在当时的中国因严重缺乏社会基础而有名无实的议会政治，要么热衷于笼络各地军阀，希冀短时间内获得足够的政治资本。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虽然国民党这些旧的政治习气一时间难以完全清除，其内部一些老党员对于与共产党展开合作、扶助农工、打倒帝国主义等政策也颇有微词，但相比于从前，国民党的气象还是为之一新。在新气象之下，全国各地不少怀抱革命理想与革命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广东，加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④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在做事风格与价值理念上，和孙中山眼里已经越来越显得与腐朽落伍的“老同志”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更善于组织动员民众，更关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擅长运用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来宣传革命理念。 但也正因为如此，“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由于这批人在理念与实践方面很像中国共产党人，因此遭受到大范围的清洗，不少人被无情杀害。蒋介石所主导的“清党”运动造成国民党内部十分明显的“逆淘汰”。那些基于理想主义而愿意与民众打成一片，愿意宣传国民革命主张的人被扣上“通共”的帽子，惨遭不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各地不少原本对国民革命不抱好感的旧式官僚、属于被打倒对象的土豪劣绅、毫无立场的政治投机分子纷纷借机参加国民党，有的人还获得官职，成为“清党”运动的受益者。⑤对此，曾亲历现代中国一系列政治变动的费正清就认为，1927年国民党清党之后，“像中国共产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与之相对，“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入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焕然消失”。因此，“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己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⑥ 对这个问题，国民党改组派有着十分敏锐的观察。施存统认为：“近代革命是民众自己的革命。革命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民众上面。中国国民党是代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利益来革命的，他的基础当然要建筑在大多数被压迫民众的身上。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第一个精神，就是坚决地把党的基础放在民众的身上，使党获得了民众的基础，成为真正民众的党。从这次改组以后，党向民众公开了，才有广大的民众加入到党里来。”⑦然而“清党”以后，情况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