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F2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22)03-0139-13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破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除了凭借“156项工程”等国家重点项目新建企业的投产使工业产值增加外，还有一条增长渠道是利用和发展原有企业，通过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挖掘企业生产潜力、提高工业产值。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便明确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①“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在当时没有重点建设项目的沿海“老工业基地”挖掘工业企业的生产潜力，其中就包括开展“比学赶帮”运动②。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肯定了该运动是经济建设中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要求广泛开展。③然而，对于这样一项重要的运动，学界缺乏应有的关注，或研究不够系统，或将其等同于增产节约运动。④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是如何出现的，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又是如何发展到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既有成果均未提及。 作为重要“老工业基地”的上海，对开展“比学赶帮”运动尤为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富有典型意义。对此，1963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比学赶帮 齐争上游》的社论，肯定了上海等城市的工业企业开展的“比学赶帮”运动是“一个充分发挥我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在我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有鉴于此，本文以上海为研究案例，对工业企业开展“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起因、开展过程及最终成效等进行探讨，并总结其历史经验。 一、“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及起因 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经历了两次“比学赶帮”运动，其中，第一次集中在1959年底至1961年秋，第二次集中在1963年春至1965年初。此时正值从“大跃进”转向国民经济调整，因此，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背景和起因也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前一阶段的运动为此后运动的开展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一)两次“比学赶帮”运动的起因 早在1958年1月，上海工业企业便掀起了“全面竞赛”的生产高潮，其口号就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⑤可见，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城市，此时已经开始出现“比学赶帮”运动的前奏。1959年10-11月，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亦称全国群英大会)在京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颉伯在会上指出：“现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已经进一步发展为‘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希望每一个普通生产者鼓足干劲，向先进看齐，迅速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先进的水平”，“让先进水平经过‘比、学、赶、帮’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迅速变为社会生产水平”。⑥会后，《全国群英大会全体代表致全国职工书》明确号召，全国职工要“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开展‘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⑦“比学赶帮”运动随即在全国工业企业中陆续开展起来，这是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开启了对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9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要求所有工业部门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⑧经过调整，工业企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为进一步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扎扎实实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大力支援农业，1963年1月1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呈交给中央的《关于全总八届四次执委会议的情况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其中就包括发挥先进班组、先进生产者的作用，广泛开展“比”“学”“赶”“帮”的活动。29日，中共中央批转该报告，要求“各地党委和有关的行政部门，指导和帮助各地方工会和各产业工会，结合本地区、本产业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执行”。⑨这是第二次“比学赶帮”运动的政策背景和起因。 (二)对苏联劳动竞赛模式的吸收演化 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便开始了以劳动竞赛为主要模式的斯达汉诺夫运动⑩。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借鉴该运动开展群众性劳动竞赛运动。(11)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6年，我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先进生产者运动等，也受到了苏联这一劳动竞赛方式的影响。例如，1956年辽宁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时，首先便介绍了“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并接着介绍应向它学习些什么”。(12) 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代表的苏联劳动竞赛“更多地以工段、车间、企业为单位进行，基层党组织与各级行政部门、工会、共青团共同领导和组织劳动竞赛”。(13)与此相对应，1949-1956年，上海的劳动竞赛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会和企业行政部门负责具体工作”。(14)可见，当时我国劳动竞赛方式基本与苏联一致。当1959年底上海市第一次“比学赶帮”运动发起时，受学习苏联的影响，仍采用了由党领导号召、由工会和企业开展劳动竞赛的形式，竞赛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并有力地推动“你学我帮、共同提高的生产新高潮的发展”(15)。 (三)上海工业企业的三次改组 1949-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因对劳动竞赛经验不足，加之企业管理条件比较落后，故上海市总工会对“是否需要开展竞赛还存在着分歧”。(16)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上海工业企业的劳动竞赛也逐步展开。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鼓舞下，上海第三钢厂的劳动竞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扩大了竞赛面，竞赛的形式从个人、小组之间发展到厂际的同工种与同业务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使生产与管理工作密切的连接起来。(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