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 年中国农业生产对工业化进程的限制因素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赵冲(1987- ),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工业史、农业史;武力(1956-),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 100008)。

原文出处:
古今农业

内容提要:

1949年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仅要面临着工业化的艰巨历史任务,还面临着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对工业化的各种限制因素。这些限制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粮食生产对工业化的全面限制以及经济作物生产对轻工业原料的限制。造成这些限制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支农工业发展滞后导致的农业技术投入不足。这些农业限制性因素也解释了1949-1978年中国若干政策的经济原因。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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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落后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殖民体系随之解体,新独立的民族国家面临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历史任务,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重新被经济学界重视起来。这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不可能有海外殖民掠夺和资本原始积累,本国农业对工业化的支撑就成为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张培刚是较早提出相关理论的学者,其在1945年的《农业与工业化》中就提出,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因素有四项:粮食、原料、劳动力和市场,运输条件和国内市场融合度是实现农业产品对工业供给的重要因素。[1]约翰斯顿-米勒和库兹涅茨等学者也均提出农业的劳动力、资本、外汇、粮食和市场要素贡献理论。[2][3]而对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产生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4]

       对于融入开放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农业国而言,如何进行工业化,张培刚初期的理论认为,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作用虽然重要但是被动,工业化的资金需要通过海外投资、大规模技术引入和国际贸易分工的渠道来取得。[5]但对于受到西方封锁,独立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外的苏联来说,如何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时,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论、[6]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均主张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工业化。保罗·巴兰1957年出版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7],拉尼斯-费景汉[8]和乔根森[9]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也均提出农业剩余是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2002年,张培刚根据中国五十余年的工业化实践,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按照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内外环境,启动工业化的资金只能主要依靠本国农业剩余的积累,方式是通过农业税和工农业剪刀差。[10]

       农业国尤其是落后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会因农业发展落后而遇到种种限制性因素。因为农业产量无法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上述贡献要素就会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能否满足工业需要的粮食和原料。

       李嘉图最早提出了一国工业化初期,农业尤其是粮食对工业扩张的明显限制。李嘉图认为生存工资决定于粮食等食品价格,由于受制于土地资源禀赋条件的限制,对农业的技术投入不足会导致无法克服的报酬递减规律,粮食供给受到土地的制约,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影响工业化投资进一步扩张。[11]这被称为农业国工业化初期粮食问题的“李嘉图陷阱”,这种粮食制约的“陷阱”,在人口众多但耕地资源稀缺的落后农业国表现的更为明显。

       农业对工业的限制性因素,除了粮食外,还有以棉花为代表的轻工业原料供给,也是工业化初期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工业化初期,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尤其是在轻工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与工业产品不同,季节性生产受外界尤其是自然条件影响大,农产品产量在一定时期是较为固定的,不可能出现大幅度增长。因此,当棉花等工业原料的产量增长无法达到纺织等工业的产能扩张需求时,工业化过程中的原料困境就会出现。

       中国这种人口众多但耕地资源稀缺的落后农业国,在开始工业化时,在有限耕地资源约束下,必然会遇到吃饭和穿衣对农业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占用比例问题,即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关系中的“粮棉争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就确立了用非常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来支撑工业化的政策,即通过农业税、工农剪刀差筹集资金 [12],通过统购统销解决棉花、粮食对工业化的供给问题,以确保工业化高速推进和社会稳定。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有力的支撑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同时,也暴露出了因农业发展的滞后给工业化扩张进程带来的限制,即50年代中期所普遍流行的“农业拖了工业化后腿”的观点。

       二、粮食供给不足是中国工业化最大的制约因素

       粮食对工业化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中国的粮食生产不仅要供应农村人口生活,更要满足工业化进程中城市人口的需求,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产品同时还要出口赚汇,以满足工业化进程中的设备和技术引进的需求。

       中国粮食产量和粮食商品率决定了城市职工和人口的容量。建国初期,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粮食成为稳定城市市场的重要因素,陈云认为,“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13]1952-1978年,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类消费品占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50%以上 [14],成为决定城市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

       表1(下页)的数据,表现了1949-1978年间新中国粮食生产、城镇人口增长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1953年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粮食总产量和城镇粮食供应量成为制约中国工业化速度的重要因素。工业化的推进,必然带来工厂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增长,1949-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和职工人口的增长速度,即使在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下,仍然超过总人口的速度。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了1.735亿人,比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了140.75%。职工人数从1949年的809万人增长至9499万人,增长了1074.17%,如果按照1952年1603万人起算,增长率也达到了492.58%。相比之下,中国人口总量从5.417亿人增长至9.626亿人,29年间增长了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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