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

作 者:
陳雁 

作者简介:
陳雁,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12名中國代表之外,還有兩名外國代表,會議期間是否有翻譯,哪些人承擔了一大的翻譯工作,迄今未有詳細考證。通過對一大代表外語能力的分析,不難發現,不少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們擁有優秀的外語能力,甚至能夠勝任多語種的學術翻譯工作。雖然基於現存的回憶文獻已無法完全釐清會議期間現場的翻譯問題,但在梳理了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和譯介馬克思主義文獻的能力之後,讓我們看到中文語境中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知識是如何“東來”與“西泊”的。正因為有着傑出的外語能力與廣闊的國際視野,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在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時,有能力“嫁接”東西方,有能力迅速而準確地譯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的重要基礎之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22 年 08 期

字号:

      中圖分類號:D231;K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2-0170-11

      眾所周知,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李公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除了代表全國50餘名黨員的12名中國黨代表外(包惠僧是以陳獨秀代表身份參加會議,未被計入正式的一大代表①),還有兩名外國代表,一位是代表第三國際的荷蘭人馬林,另一位是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俄國人尼科爾斯基。有關中共一大的歷史敘事主要依靠回憶建構起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七十餘年來對於黨的一大的研究在不斷地豐富與推進,但有一個問題此前尚未有人系統研究,那就是有外國人參加的中共一大有翻譯嗎?如果有的話,是誰呢?在一大親歷者的回憶中略有提及這一問題,劉仁靜稱馬林“如發言我就給他翻譯”②;包惠僧則回憶說馬林“是用英語作報告,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作翻譯”③;王會悟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則說楊明齋是馬林的翻譯。④面對矛盾的回憶史料,吸引筆者想要探究到底誰是中共一大的翻譯,或者究竟哪幾位承擔了中共一大的翻譯工作?

      13名參加中共一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1921年時的年齡、主要學歷和掌握外語情況如下:

      陳潭秋,25歲,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英語

      陳公博,29歲,北京大學哲學系,英語

      鄧恩銘,20歲,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英語

      董必武,35歲,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法律專科,英語、日語

      何叔衡,45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不詳

      李達,31歲,北京京師優級師範學堂、日本第一高等學堂,日語、英語

      李漢俊,31歲,東京帝國大學,日語、英語、法語、德語

      劉仁靜,19歲,北京大學英語系,英語

      毛澤東,28歲,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

      王盡美,23歲,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語

      張國燾,24歲,北京大學理學院,英語

      周佛海,24歲,日本第七高等學校,日語、英語

      包惠僧,27歲,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北京大學旁聽生,英語

      由上可見,他們都至少接受了中學或中等師範以上教育,其中不乏英語專業的畢業生(如陳潭秋)和在讀學生(如劉仁靜),更有長期從事多語種翻譯工作的留學生(如李漢俊、李達等),他們當時的外語水平大致如何,哪些人能夠勝任翻譯工作,哪些人能夠與馬林和尼科爾斯基直接交流?

      一、一大代表中的北大學生

      在一大代表中有3名北京大學學生(或畢業生),分別是當時在讀的張國燾、劉仁靜和已經畢業的陳公博。

      張國燾1916年考入北大理工預科,1919年轉入理學院本科,1921年時,他是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富家子張國燾兒時在家中私塾發蒙,1908年進入萍鄉縣立小學堂,1912年升入縣立中學校。1914年因與舍監鬥爭被開除出校,遂轉到南昌心遠中學就讀。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描述初到南昌讀書時,“我這個初由萍鄉中學轉來的學生,最初是忙着補習英文和科學的課程,受了學校風氣的影響,興趣偏向於科學的課程,準備將來投考大學工科”。1916年秋,張國燾考入北大,“那時北大採取‘預科三年、本科三年制’”,張被編入理工預科一年級第三班。進入北大以後,張國燾很快成為北京學運的領袖,但他自己在回憶錄裡稱,響應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之口號,“五四”運動以後,大體恢復正常上課狀態,一門心思去上課,“杜威、羅素幾位著名學者到京講學,更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一個熱心的聽講者”。⑤1919年,張國燾升入本科,雖因成為職業革命家,未能在北大完成本科學業,但從這些求學經歷來看,張國燾是有一定英文基礎的。

      1921年初,張國燾在北大接觸了俄共遠東局派來的代表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

      這位年約三十歲的蘇俄共產主義者,中等身材,體格健強,目光深黯,英語說得相當流利,發音雖不算純正,但比我的英語是要好得多。……他從不以共產國際代表自居,也許因他只是伊爾庫次克局而非共產國際本部派來的原故。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過好幾次,多數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都在座,有時是我一個人,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我們所談論的問題很廣泛,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組織原則、共產國際成立的經過、俄國革命的實況、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等等。我們主要只是交換意見,而不是企圖立即得出確定的結論。⑥

      從這段回憶可以看出,張國燾雖然稱維經斯基的英語遠比他好,但他是有能力用英語討論政治問題的。根據李達在1955年的回憶,一大結束後,馬林和尼科爾斯基都曾約陳獨秀、李達和張國燾三人開會,聽取工作報告,“張國燾把每星期所接觸的兩三個工人的經過,用斷續而佶屈的英語,作冗長的報告”。⑦雖然李達對張國燾英語口語評價不高,但也證明了張國燾有能力用英語與馬林交流,並討論問題。

      另一位北大學生是劉仁靜,長期以來一直被稱為是一大的翻譯,並認為他俄文、英文俱佳。劉仁靜1902年出生於湖北應城,在家中私塾發蒙,於縣立高等小學畢業後,在14歲時進入武昌博文書院就讀,該校“是英國教會辦的Wesley College,是學好英文的理想學校……劉仁靜在此求學也確實為他其後掌握英語打下很好的基礎。但因無力每年籌足昂貴的學費,他在此堅持了兩年後,不得不轉到武昌私立中華大學附中去讀三年級。”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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