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是个相当年轻的名相，此前更多说“乡村”或“乡土”。曾被视为社会与文化基础的乡村，在近代改称“农村”后，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乃至成为负面的象征(实际延续至今)。也正是在“农村”概念形成的过程中，各式各样的“农村问题”才开始被“发现”甚至“发明”出来，并呈现在新的话语脉络中。这样的认知渐为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所分享，甚至一度被“确立”为整个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农村怎样成为“问题”及其所成的“问题”本身，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也是这一过程中部分源于“现代”眼光所生成的。“农村问题”和“成问题的农村”久已为学界所关注，然而农村何以成为“问题”的探讨，却一直付诸阙如。梁心的新著《城眼观乡：农业中国的农村怎样成了国家问题》(厦门大学出版社即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有幸得读全书稿本，颇受启发，乃不揣冒昧，接续讨论后五四时期读书人对乡村的关注，以及农村问题化的一些特色，聊为阅读《城眼观乡》一书的注脚。① 引言：近代城乡的疏离与对峙 从行业的视角看，中国长期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至少到全面抗战前并未出现较大的结构转变，大体维持着一个与前相似的常态。但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大量报纸、杂志的讨论中，农业被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农村被认为处于“崩溃”边缘。那时中国的乡村当然不是没有问题，然而主要是在新概念创造出的新视野下，乡村开始呈现新形象，并被看出了新问题。 其实乡村遇到的主要困扰，就是研究中国农民经济的专家马若孟(Ramon H.Myers)指出的，“通商口岸以牺牲内地农村利益为代价得到发展”。城市不仅没有“促进落后的农村的发展”，还“剥削农村经济”，导致农业衰退，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使“农村经济只是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再生产自身”。②的确，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疏离以及对立，是近代一个关键性变化。不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层面，这一变化都还有很多待发之覆。 “城市”在中国虽不是个新名词，在近代却取得了近于新名词的新涵义。古人最初是把城和市分开说的，盖城近官而市即商，本是两个层面的意思。大约从两汉开始，城和市就逐渐连用了。到宋代进而较多出现“城市乡村”连用的表述，但不是强调城乡的关联或对应，而是泛指(生活方式)不同的区域。③近代“城市”的使用，又多半与翻译或借鉴异域文字相关，逐渐侧重其与工商特别是工业的关联，后者颇带虚拟意向。④ 随着外来的“城市”观念流行，在很多人认知中，城市取代乡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即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上，城市不仅比乡村更重要，而且比乡村更正确。借用美国所谓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话，城市远比乡村更显出政治重要性(politically important)，而且政治正确背后又始终伴随着文化正确。 近代中国乡村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的步步紧逼。不仅国家控制的资源向城市倾斜，乡间的人才也向城市集结。而城市更凭借政治和文化双重正确的地位，越来越轻视乡村，渐形成城乡“文化之中梗”(章太炎语)。终使乡村在实际层面和认知层面都开始变得有些虚浮——乡村被表述为农村，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⑤ 这一趋势至少可以追溯到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兴起后，曾以耕读自诩的读书人开始疏离于乡村，新生的读书人更多生活在城市中，与乡土事物渐行渐远。他们往往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个昔人熟悉的广阔空间和众多居民。随着发展中的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读书人所知的国家本体也日向城市倾斜，原来作为广土众民代表的乡村逐渐淡出，成为暌隔的异乡。这个异乡虽在国中，且占国家面积的极大部分，⑥却已沦为化外。就此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知识人实际已不甚了解自己的国家。 旅沪川人王宜昌在1930年曾说，“有一个‘异乡’在现在底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僻处西南底四川”。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人们都明白四川是怎样的不异的‘异乡’”。⑦这样的努力似乎并不成功，在另一位川人陈志潜的记忆中，成都居民的观念反映的恰是当时“中国整个农村人民的态度”。⑧作为省会城市的具体“成都”，却代表着抽象的全国“乡村”，既表明它们同在一个两分范畴“传统”与“现代”的传统一边，⑨也揭示出两者皆不啻国中的“异乡”。 在近代城市优越的观念确立后，冯友兰曾以城乡观世界，以为就世界范围言，西方是世界的“城市”，即使欧美的乡村也是城市；而中国则属于世界的“乡村”，连中国的城市也是乡村。这种城乡关系既有鲜明的等级，认定标准又并非固定，而是相对的。如在世界乡下的中国，上海、南京是城里，余则为乡下；在一个省中，省城是城里，余则为乡下；县城是四乡的城里，但对于省城说则是乡下。⑩陈志潜的记忆与冯友兰的分析相近，故四川被视为国中的异乡，正与整体的乡村类似。借用王宜昌的话说——有一个“异乡”在那时的中国秘密地存在着。这个“异乡”就是随处可见的乡村。 异乡的“秘密”存在，意味着占人口和土地大部分的乡村已不甚为人所知。在一个国家观念上升的时代，这显然不能说是“正常”，故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表现为对乡村或农村的关注。这一倾向大体呈现为连贯的三部曲，先是开始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观感褒贬参半；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见解贬多于褒；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升级为“破产”或“崩溃”，表述以贬为主，甚至不贬不足以立说(虽也多出于同情)。下面即简单考察这一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