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2.04 一、引言：思维陷阱与新的启示 根据《金史》的记载，辽天庆四年(1114)九月，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完颜阿骨打起兵叛辽，在取得宁江州、出河店两战胜利之后，阿骨打旋即在众人劝进下，于次年(1115)正月朔日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二年十二月又“改明年为天辅元年(1117)”①。对于这一金朝开国史记述，数百年来世人皆深信不疑，直至20世纪末，刘浦江先生发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主要依据宋元文献有关金朝建国的歧异记载，并结合辽末女真兴兵的具体情势分析，首次对《金史》的上述叙事提出深切怀疑。他认为《金史》所记开国历史肯定是不真实的，恐出于金修《太祖实录》的事后编造，其初步的研究结论是“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4年起兵以后，可能在1117年或1118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年号为‘天辅’，1122年改国号为‘大金’”，而所谓“收国”年号并不存在②。此文严重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金朝开国史的既有认知，故一经刊出，便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有学者认同刘浦江先生的观点，如齐木德道尔吉即对刘文的文献考辨和研究结论表示服膺和赞赏③；李秀莲亦认可刘文之说，并在其基础上推论1115年阿骨打当称“都勃极烈”，1117年方称帝建国④。同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商榷和反对意见，如董四礼认为刘文的论证存有一些疏漏，在没有确凿证据以前，仍应采纳《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记载⑤；乌拉熙春则依据金代石刻材料，论证金朝“收国”年号是真实存在的，金人并未篡改其早期建国历史⑥；辛时代具体指出刘文对某些史料的误解，表示金朝1115年建国说当为信史⑦。此外，最近还有人试图调和各种史料的不同说法，以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建国，1117年正式称帝，而南宋方面记载的1118年金朝建国说系宋金开始交往的年份⑧。刘文声明其研究结论仅是一个初步看法，“远远不是定论”，此文的贡献在于引起人们对金朝开国史真实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所以其后学者们的各种意见都是正常的学术探讨，刘文即坦言欲“彻底恢复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仍有待于我们的继续努力”。 那么，我们能否寻绎出金朝开国史的真相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解释宋、辽、金各方文献有关女真建国的多种歧异记载，从而找出真实的历史记录。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存在这样的固有认识：《金史》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金朝诸帝实录，乃金人记本朝事，其可信度自然很高，而宋代文献所记金朝史事则得自传闻，多有错讹，恐不足取信。因此，多数辽金史学者仍倾向于信从《金史》的开国史叙述，否定宋人记载，上引反对刘文观点的论著就是这一派意见的代表。这种对金、宋双方记事可靠性的一般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金史》所见金朝史事也可能有失实之处，甚至存在金人改篡国史的情况，而宋人记载的内容来源比较庞杂，既有传讹之误，但也有来自金朝方面的可靠消息，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在利用金、宋双方的史料时不应有先入之见，讨论具体史事当立足于史源学的考察，探究各方记载的最初来源和文本生成过程，小心求证，以辨明正误，避免坠入固有认识所带来的思维陷阱。 除需抛开对金宋史料的成见之外，某些新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重新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也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知道，辽朝的开国年代也存在正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重大抵牾。《辽史》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史家早已证明，实际上阿保机在907年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正式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⑨。苗润博的最新研究揭示出，《辽史》所记开国年代的严重“错误”实出于辽朝史官纂修国史时的精心建构，辽后期为寻求王朝政治合法性与正统性，遂将契丹开国史提前至唐朝灭亡之年，从而有意篡改了建国年代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时间⑩。鉴于辽朝即已存在这种改写历史的情形，且辽、金两朝前后相继，在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具有一定延续性，这使我们不禁更加深了对金朝开国史问题的疑虑，似不排除金人受辽朝影响，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改篡开国年代的可能。 最近笔者注意到一条史料，或可有力地说明《金史》所谓辽天庆五年正月建国说恐不可信。《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记有一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佚史，其中提道：“太祖，契丹咸雍四年岁在戊申生，自辽国天庆三年甲午岁年四十七，于宁江府拜天册立，改元，称帝号。”(11)按《神麓记》作者为苗耀，其人其书皆不详，今仅存若干佚文见于《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亦多有参据。从这些佚文来看，此书记金朝杂事，其下限迄于世宗即位、海陵被弑，推测成书年代或在世宗初，其内容大多源自金朝方面的原始资料，史料价值颇高(12)，故刘文推断苗耀可能是世宗时由金入宋的归正人。《神麓记》所载的这一则金太祖佚史很值得考究，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段引文中的文字讹误。阿骨打生于辽咸雍四年戊申(1068)，《金史·太祖纪》所记同，年四十七当在天庆四年甲午，此处误作“天庆三年”，另外“宁江府”当作“宁江州”。由此可知，《神麓记》称阿骨打在辽天庆四年宁江州首次起兵之后便已称帝建国，与《金史》的说法不同。根据笔者的研究，其实《神麓记》的这条记载应是金朝史官在纂修《太祖实录》的过程中较早提出的一种开国史建构方案，但最终没有被采纳，而是改为次年正月称帝建国(13)。既然阿骨打建国的时间节点可由史臣随意设定，这就更加说明《金史》有关女真开国的系统记载并非真实的历史。 无论是对宋、辽、金各方文献记载的重审，还是新的研究发现所给予的启发，都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金朝开国史问题。加之此前学者在各自论述时，均未能充分辨析相关史料，以致存在不少误判、误解的情况，所以这个问题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即试图在刘文研究基础上做出一点切实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