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1.009 唐宋变革论是学界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大致而言，即社会的中坚力量由门阀士族转向庶族士人，由此，宋代被视为中国近古史的开端。严复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金铮说：“唐末五代是封建伦理纲常大破坏的时代，……在割据篡逆的混乱中建立起来的北宋王朝，首先就是要重建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和政治秩序。北宋在这方面的工作十分成功。后期封建社会一直贯彻的文官治国原则，尊隆儒学方针和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都是在北宋建立起来的。而北宋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就是因为它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使之比唐代大大发展了一步，从而真正完善、定型下来。”[2]可以说，北宋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科举制。因此，研究北宋及此后的中国历史，应该重视北宋科举制。本文尝试运用西方理论，探讨北宋科举制的成因、特征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3] 一、科举是北宋君主维持统治的再生产方式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4]和帕斯隆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是一部研究教育的著作，虽然是以近现代欧洲、主要是法国教育为对象，但其中的一些理论也可借用于对科举制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教育行动在客观上是一种符号暴力，是因为一个社会构成内各集团或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专断权力的基础，而这一权力是建立一种教育交流关系的条件，即以一种强加和灌输(教育)的专断方式进行的强加和灌输文化专断的条件。”[5]所谓“符号暴力”，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断权力”，通过一种文化符号，让社会的各个阶层接受统治。不同于武力机构的暴力，教育通过各种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地实现了维持统治的目的，布尔迪厄等人正是在此意思上将教育定义为一种“符号暴力”。这也是北宋君主重视科举的初衷。宋太祖本是武人出身，通过军事政变篡夺政权，因此，如何防范类似情况重演，是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措施，在消除武人专权之后，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君主依靠什么人来统治庞大的帝国？科举正是在此意义上受到重视。科举选拔的文人官僚没有军权，没有门第，必须紧密依附君主，因此，科举是一种更为可靠、更为长久的“符号暴力”。太祖曾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6]但由于其出发点是抑制武人，所以对于“儒臣”本身并未有积极的思考。科举也是因循唐代的政策，以进士科为主，考试内容主要是诗歌文赋，所以学子普遍推崇骈俪华美的辞藻，所谓“《文选》烂，秀才半”。[7]李觏在给范仲淹的书信中说：“父记其子曰：何必读书？姑诵赋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式而已矣。”[8]苏辙说：“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他矣。”[9]因此，宋初的士风并未实质变化。 太宗开始在制度上完善科举。一是取士规模扩大，不仅是考试次数，而且招收数量都急剧增加；二是进一步取消了门第、出身限制，使得绝大多数人都有机会参与科举；三是科举及第的进士逐渐掌握政治权力，著名的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就是一个典型。[10]太宗为何如此重视科举？学界多从其上位的可疑性着眼，烛光斧影的传闻是史学界穷究不舍、至今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早在宋人自己的文集中就多有闪烁之词，即使是以严谨著称、被史学界高度肯定的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不敢直接否定，这说明太宗登基确实有诸多可疑之处。与皇权的残酷斗争相对应的是，太宗格外重视“文”，除了重视科举，北宋四大类书有三部出自太宗朝，即《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太平广记》(另一部是真宗朝编纂的《册府元龟》)。学界对此已有诸多分析，大多认为太宗由于皇位的合法性存疑，心里不安，需要崇文以粉饰太平。但其间似乎仍有可补充之处，不妨借用英国学者鲍曼的一段话来阐释：“知识分子……在这个新术语中，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在所有的这些职业当中，知识起着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使这些职业统一起来的要素。这种与知识之间的共同的密切关系……赋予知识分子角色一种权利(和责任)：他们超越了各种不同的帮派利益和世俗的宗派主义，以理性代言人的名义，向全体国民说话。这种密切关系还把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赋予了他们，只有作为理性的代言人，才能被赋予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性。”[11]鲍曼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立法者”。虽然鲍曼的这本书是研究西方近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的士人有着巨大差异，但也许可以说，二者在作为“理性代言人”方面具有一致性。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从汉末的清流，到明末的东林党人，当然也包括北宋士人，在某种程度上，大多被赋予“唯一的正确性和道德威望”。太宗也许没有自觉认识到科举选拔的士人的特殊意义，但也许可以说，他从渐成规模又认同皇权的士人这里，看到了确认自己皇位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科举的诸多积极举措，其结果就是：“到太宗朝，文人统治完全替代了五代时的武人统治，文官统治从上到下，完全确立。”[12] 真宗在历史上的形象除了“澶渊之盟”，留给后世的最大印象也许就是崇奉道教，不断封禅与各种迷信活动。但他对科举的贡献颇大，在继承太祖、太宗的做法之外，有着更加突出的成就。首先是废除了行卷制；其次是创建了糊名制和誊录制，以及“别头试”“锁厅试”等。据《宋史》记载：“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13]这就真正做到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第三是打破了南北地域区分。如果说，在太祖、太宗建国之初，对南方士人尚有防范之心，到了真宗时期，南北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在此意义上，宋真宗景德二年对晏殊的提拔就是一个明显的风向标。作为宰相的北方人寇准以晏殊为南方人而准备压制，真宗却说：“朝廷取士，唯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最终赐晏殊进士出身。[14]学界已有统计，真宗朝，进士中南方人的数量已经超过北方人。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科举制的真正完善，尤其是在实践中对于所有的寒门弟子敞开大门，是在真宗时期。王瑞来认为：“真宗朝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完成了士大夫政治的奠基”，“科举入仕的知识精英完整地承担了一个王朝的全部担当”，“士大夫终于史无前例地成为了政治主宰”。[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