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王铮亮以一曲《时间都去哪了》深深打动了万千观众的心。 可时间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许会面临着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言说窘境：“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奥古斯丁，1964：242)不过，在人类不断探索未知的进程中，奥古斯丁的“茫然”并非不可廓清。如果宇宙起源于大爆炸，那么大爆炸既是空间之始，也是时间之始。关于时间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来自《牛津词典》和《韦伯斯特新世界学院词典》的解释如下：时间是一种尺度，物理学的定义是标量，借着时间，事件发生之先后可以按过去—现在—未来之序列得以确定(时间点/时刻)，也可以衡量事件持续的期间以及事件之间和间隔长短(时间段)。这一定义是哲学层面高度抽象的解释。科学家的说法似乎总是将时间与空间勾连在一起讨论的。1908年，在有关“空间与时间”的讲座中，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阐释了其四维时空理论。他将虚的时间坐标替换为实的时间坐标，并利用一个四维实矢量空间来表述时空的四个自变量(x，y，z，t)。这个空间中的点与时空中的事件一一对应。物理学的基本观念是，时间是连续的、不间断的，也没有量子特性。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认为，现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差别只是一种错觉，人们经常说的回到过去是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逻辑基础上的。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则认为宇宙的时间有一个起始点，由大爆炸开始，起点没有“之前”一说，这个观点不过是爱因斯坦观点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卡洛·罗韦利，2019：15)。 时间肯定不是自然物那样的实体，它看起来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存在，但它又与人类密不可分。有意思的是，虽然不能确切地描述时间是什么，但人类却可能制造出各种时间的机器：沙漏、日晷、时钟、手表(机械的、石英的)，千姿百态，不一而足。当人类将时间具化为时间的机器时，时间与媒介建立起了联系。因为所有的时间机器都是一种媒介，勾连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依据麦克卢汉和彼特斯的观点，可以将媒介看作一种容器(vessels)或者一种环境(environment)。从这个视角来看媒介，就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媒介的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本文理解的媒介更接近于彼得斯的思考，他在《奇云》一书中将媒介看成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命运，以及我们面临的挑战(彼得斯，2020：61)。也就是说，可以将媒介研究的使命定位在对我们的境况进行总体上的沉思上。这种思考的好处是，打开了传播学思考媒介的视野，嫁接起了跨学科分析媒介与沟通之桥梁，也许为传播学研究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本文同意爱因斯坦的基本观点，即不能把时间、空间、物质三者分开解释(拉塞尔·韦斯特·巴甫洛夫，2020：28)。时间与空间一起组成四维时空，构成宇宙的基本结构。遗憾的是，传播学有不少关于空间和场景的分析，但时间维度上的讨论则相对较少。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那本《变化中的时间观念》虽然被译介成中文，但与他的其它著作相比，这本著作激起的反响似乎并不热烈，而且这本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关于时间、空间与媒介的理论，从中找不到何为“变化中的时间观念”的答案。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皮蒂里姆·索罗金(P.Sorokin)等著名社会学家对社会时间的探讨也很少得到传播学者的呼应。约翰·哈萨德(John Hassard)就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时间一直是某种缺席的变量。”(约翰·哈萨德，2009：1)直到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技术与时间》三部曲，以及哈尔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受到学界关注，时间问题开始受到一些传播学者的关注。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作为传播学者，当我们在研究媒介、传播和沟通时，时间又是如何运作的？是媒介决定了时间，还是时间决定了媒介？当我们讨论网络社会时，这只是一种空间的维度，还是也包括了时间的维度？本文将对上述关键问题进行回答。 一、人类文明中的时间与“时间”的社会反思 在伊尼斯那里，文明的发展会涉及空间与时间问题。其观点的新意在于，他认为一个成功的帝国不仅要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而且必须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他认为，西方文明一直偏重空间扩张，而忽视文明的时间传承，其后果是损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当全球疆土被相对固定下来之后，时间轴上的文明传承问题才渐渐被重视起来(伊尼斯，2013：38)。 比利时物理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Ilya.Prigogine)饶有意味地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凡是对文化和社会方面感兴趣的人，都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考虑时间问题和变化规律。反过来说也对，凡是对时间问题感兴趣的人，也都不可避免地对我们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发生某种兴趣。”(普里戈金，1986：7)确实如此，尽管“时间命题”凸显的历史算不上久远，可是与之相关的讨论则从一开始就与人的存在密不可分。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时间”需要“改弦易辙”。在《论时间》中，埃利亚斯写道：“时间的社会学研究直至今日都无建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时间问题总是——就连社会学家也是——以传统哲学的方式来讨论。”而实质上时间“不只是每个个别的人通过学习与先行经验而得来的；除此之外，它也深烙印在人的世代长链之中”(郑作彧，2018：26)。埃利亚斯的呼告当然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