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言，社会不仅仅凭借传递与交流才能持续存在，而且可以说就存在于传递与交流之中①。杜威提出了“传播构成社会”的命题，不同传播类型构成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传播研究因此可以回应社会关系结构性变革的大问题。数字媒介正在重构传播类型，也在重构社会关系，如何将各种传播类型重新概念化继而构建整合性理论，于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学具有重要意义。 传播学若要构建整合性理论，首先必须直面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历史区隔。研究媒介的学者与研究社会个体彼此如何交流的学者长期存在分歧，导致彼时学术期刊纷纷痛陈“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②。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M.Rogers)等人曾坦言“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错误区分”，试图架设两个研究领域的桥梁③，却未能提出整合性理论。当今数字媒介技术消解了以媒介划界的传播研究领域，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历史区隔又重新受到研究者关注。此类研究采取不同策略，或者分而治之，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之外建构并概念化数字媒介时代孕育的全新传播类型④；或者合而治之，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提供全面且富有野心的整合性分析框架⑤。此类尝试尽管价值甚大，但全新的概念或整合性分析框架皆需经受漫长的时间考验。本研究以为，传播学界更应该重返经典理论寻找整合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理论资源，因为经典理论经受过各种思想路径的检视与批判，更具生命力。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区隔，一方面可追溯到核心概念从“communication”到“mass communication”的时代变迁，一方面又可追溯到两个研究领域在历史、学科、政治、思想逻辑等方面的差异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和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曾经一度在大众传播世界重新发现了“人际影响”。卡茨曾言，这一发现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它是重新链接传播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重要一环⑦。然而，哥伦比亚学派大众传播理论范式过于偏好静态社会结构中的信息流动过程，人际传播变成大众传播模式的“中介变量”，用来证明大众传播弱效果，继而构造出“两级传播”，满足大众传播时代参与式民主的想象⑧。此种线性思维的传播模式，十分有利于变量社会学范式和因果关系的科学分析，却与杜威“传播构成社会”的命题志趣迥异。芝加哥学派认为，人类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交流的结果，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不只是在社会空间中线性勾连，而且参与到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形成。 本研究认为，若要寻找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性理论，芝加哥学派突破了线性思维，更具社会学想象力。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曾言：“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对传播的基本立足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之而来的分析路径。”⑨回到芝加哥学派“communication”概念未曾断裂的起点，理应可以找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思想，其中，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最具潜力。然而，纵观芝加哥学派，杜威散发着玄妙的传播哲学，无法在符号互动论经验研究上给予更多启示；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将人际传播的“镜中我”与“初级群体”扩展到大众传播，显然混淆了空间邻近与非空间邻近的传播不同性质和功能；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符号互动论原本最具理论潜力，但他对人际传播浓墨重彩，对大众传播轻描淡写；尽管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横跨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分析，但其重新阐释的符号互动论却更受人际传播研究领域关注，未能真正构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整合性分析视野⑩。 相比之下，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的符号互动论不仅同样意涵丰富，而且独具特色：(1)符号互动论的规范思想。帕克的符号互动论隐含了四种传播类型：个人化人际传播、非个人化人际传播、个人化大众传播、非个人化大众传播，帕克试图找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相互影响的合理机制，为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寻找思想路径；(2)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帕克的《移民报刊及其控制》第一次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影响过程提供了符号互动论的经验研究样本。 一、帕克的互动观：超越人际传播 芝加哥学派的互动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布莱恩·特纳(Bryan S.Turner)对此十分清楚，“布鲁默十分正确地将米德归为‘互动论者’。尽管如此，米德对于‘互动’(interaction)一词的使用并不符合正统方式，杜威也一样。互动一词在他们作品里出现时，与‘调和’(accommodation)、‘适应’(adaption)诸如此类的词同义。这种‘互动’概念涵括的范围，远比布鲁默的面对面行为宽广。对于杜威和米德来说，各式各样的实体，从原子、细胞到社会成员，既在自身内部有所互动，也与所处环境有所互动。这种高度一般化的对于互动的理解，有时候似乎像是一种形而上学设定，暗示着杜威与米德运用互动比喻并不源自面对面行为，而是对达尔文进化论中适应观念的实用主义解读。”(11)所以，米德把人类行动者与事物的关系也纳入互动范畴，诸如“采纳一把椅子的态度”(12)。特纳没有提到帕克的互动思想。有学者注意到，“对于休斯和帕克而言，互动概念不只是指代一组具体现象的常识概念，而且是一个构造性概念，包含了一种基本假设，认为社会成员被系统性的相互影响联结在一起，正因为这种性质，社会是一个过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