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22.05.003 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是持续、对象化的智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生产者在专注于求知、问学，寻求知识和理论积累和突破的同时，亦会将自身的智性活动对象化，即会对其求知、问学的过程进行反思。无论个人化的反思还是集体性的反思，都是必要的，与此同时，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知识和理论成果，也要接受他人的检视和质疑，接受来自知识共同体的检验和批评。一个成熟的知识共同体需要有健康、理性、清醒的反思，这种自觉的反思有助于知识创新和理论生长。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来说，这门年轻的学科始终都处在快跑的状态，特别是近四十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拓展速度是惊人的，以至于忙于风雨兼程赶路，无暇仰望头上的星空，鲜有机会反顾来时路，反思共同体的知识进路和问道轨迹。 “成长的烦恼”与“影响的焦虑” 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一直在做“加法”。伴随我们认知对象的激增，认知视线的延长，新闻传播的知识生产也在不断扩容。新闻传播学知识扩容，既源于外部问题、对象的刺激，也源自知识内生性自我生产：一方面，随着认知对象的增多，认知视域的扩展，以及认知深度的推进，知识版图不断外拓；另一方面，新闻传播学的知识扩张源于知识生产的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这种知识生产自循环和内生性繁殖不是由外部的认知问题和对象促成的，而是由知识繁殖知识，由知识衍生知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知识衍生物。乐观地看，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热闹景象，知识体量之大，是历史上空前的。这种快速扩张的知识体量，给还算年轻的新闻传播学科带来诸多“成长的烦恼”。 仔细盘点家底，不难发现，新闻传播学知识体态其实是“虚胖”的。多年来，我们生产出一大堆“散装”的知识。表面看上去，我们的知识规模相当可观，但现今的新闻传播知识存在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得不到知识和理论的有效供给，“硬知识”供给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低浓度、粗放型的知识产能过剩。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长是外力驱动型，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型的，诸多知识生产不是内生性、本源性的。这主要表现为，诸多知识话语和概念表述，脱离我们本土语境或问题场景，被直接挪用、移植到中国语境之下。这种知识漂流物悬浮在学科表面，难接地气。 究其原因，作为后发型的知识生产领域，中国新闻传播学一直存在挥之不去的“影响的焦虑”。“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学家哈罗德·布鲁姆(2006)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中提出的理论概念。布鲁姆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后来的诗人、作家多是活在前辈作家的阴影中，诗歌的历史乃是一代又一代诗人误读前驱、冒犯前驱的结果。一些卓有影响的作家诗人，会对后来者构成强大的影响，后来者处在前驱的阴影之下，并在影响的焦虑中做出超越的尝试。诗歌的历史即是影响的历史，诗歌的历史就是在前人对于后人的影响中绵延推进的。其实，“影响的焦虑”不仅在文学诗歌领域存在，几乎在所有的知识生产领域皆存在这种现象。当一种知识理论成为“显学”、具有强势知识话语权的时候，就会对其周边或后来者构成影响和压力，而这种影响并不仅仅表现为归顺和盲从，被影响者还会在“影响的焦虑”中产生超越或叛逆的冲动(张涛甫，2018)。反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也存在这种源于西方的知识输入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数十年来，这种焦虑更多表现为归顺和盲从，鲜有超越或叛逆。 近四十年来，我们引入的概念、理论、话语以及方法论不可谓不多，甚至出现了过度移植的倾向。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过度移植，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学主体性的弱化。2007年，韩国著名传播学者姜明求教授与笔者交流时，谈及韩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他反思道：韩国传播学研究陷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主体性。如今，反观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不难发现：今天的我们同样也在重复着韩国传播学界的故事，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西方新闻传播学话语陷阱，甚至到了离开西方新闻传播学话语，似乎我们在理论上就不会说话的地步。这种对西方学术话语的重度依赖，已经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引入了偏离中国现实语境的路径上。 不可否认，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建设不能离开外援，就像我们当年主流新闻传播理论话语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这一强大外援一样。问题是他山之石，未必能攻玉。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一直存在自主性不足问题，这固然与这个学科还比较年轻有关，关键在于理论创新不足，很多理论框架靠其他学科以及国外“接济”。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是一个理论自足的专业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自身缺乏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地盘并不牢固。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理论资源很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由中国自己原创的理论资源更为稀少。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促进了国内新闻传播理论的话语转型，但这种外来理论资源如何实现“在地化”“本土化”，业已成为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大焦虑。毕竟，根植于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是一种“他者”知识，其内生于西方问题语境，将其挪用到中国语境，成就其理论效度的前提条件以及约束变量均发生了变化，若不假思索地直接套用，反而会遭到“他者”理论的反制。其实，在理论上有力解决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的重大命题，其贡献就不只是“地方性知识”，而是世界性的，我们应该有这方面的责任和理论自信，也有能力做到。仅靠这些外来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无法有效解释中国场域的实践命题。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满足于理论自转乃至空转，而要有力回应时代命题。外来理论资源须转化为内生资源，与中国语境对接，内化为中国理论话语的自身逻辑，方能体现理论的活性。否则，外来理论瓷砖贴在中国问题的外墙面上，看上去很美，但不能解决实践问题，更谈不上回应时代的重大命题。 溯源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进路，不难发现：我们所依附的“他者”知识理论，其自身就存在学科主体性不足和创新能力不济的问题。就以我们新闻传播学中“外援”最多的传播学领域而言，其知识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主体来自于西方，而对美国传播学的依赖尤甚。在中国历经四十年历程，传播学已经部分地融入或整合到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知识系统中。这里面包括传播学的很多理论模式以及研究方法，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面貌和知识架构(吴予敏，2018)。其实，这种“依附之路”是狭窄的，且路基松软。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方传播学本身也存在身份的尴尬和主体性不足问题，以美国的传播学问题尤为显见。传播学身处多学科交汇处，受到多学科话语的影响，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多重影响。克雷格把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七种传统：(1)修辞学传统，(2)符号学传统，(3)现象学传统，(4)控制论传统，(5)社会心理传统，(6)社会文化传统，(7)批判传统(Craige，1999)。在这种情境之下，传播学如何自处？这成了传播学与生俱来的艰难选择。传播研究不但没有成为统摄性的中心理论，而且边缘如故，只能继续拼命争取中心的承认。主体性缺位，致使传播学常常处在“他者”中左冲右突，难以自处，更难自立。李金铨(2014)曾对美国传播学作出“内卷化”的诊断。他指出，早在1970年代，美国传播学界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framing，priming)、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足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传播学“内卷化”(involution)问题表现为：学者抱住一个小题目，在技术上愈求精细，眼光愈向内看，问题愈分愈细，仿佛躲进自筑的一道围墙，得到心理安全，拒绝与外界来往的压力，其结果是不但忘记更大的关怀，更阻碍思想的创新。李金铨(2017)先生提醒，向西方学习，须趁早提醒自己：一方面追求专业的严谨规范，一方面谨防落入过度专业化而划地自限的陷阱，以致异化为技术化、碎片化、孤岛化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