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22)02-0026-14 自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深港融合發展就已被日漸提到區域協調發展的議程。其後相繼出台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與《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以下簡稱《前海方案》)，都從制度層面上為深港融合發展確定了基本路徑與規則銜接、制度對接的主要方向。如果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是中國社會深化改革的戰略性部署，是以建立政策性增長極的方式，先行完成制度變遷探索的中國道路的邏輯演進，那麼深港融合發展則是新時代深化改革進程中又一富有挑戰性的制度安排。而消除融合發展的制度障礙，建立融合發展的制度通道，則是實現共同繁榮的關鍵所在。制度障礙的消除與制度通道的確立，不僅會以制度資本與社會資本的潛在力量增進着深港乃至粵港澳大灣區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區域經濟韌性，而且還將以“一國兩制”框架下深港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的確立與實踐，促進着中國社會管理體制與機制的現代化與國際化，從而使粵港澳大灣區真正成為未來中國具有超強擴散效應與輻射力、區域協同發展高品質引擎與制度創新的高地。 一、區域經濟韌性及其影響因素 從一般意義上講，經濟韌性是指一個經濟體在面臨外部和內部各種環境的變化情況下，防範、抵禦各種風險以及及時靈活調整政策，開闢新的發展路徑的恢復能力。區域經濟韌性即是指一個特定的區域或區域共同所擁有的上述能力。當然，由於區域自身的特殊禀賦，或區域共同體所形成的獨特的互補優勢與要素集聚能力與合力的存在，區域經濟韌性又會在成因或韌性表現形式上顯示出某些差異性，但基本原理與機理卻是相同的。一個富有經濟韌性的經濟體，是一個具有可持續發展潛能的經濟體，而一個富有可持續發展潛能的經濟體，必定不可或缺地蘊含着經濟發展韌性。 2002年，Reggiani等人首次把“韌性”的概念應用到區域經濟領域。他們認為在對經濟學空間系統的動態研究過程中，“韌性”這一概念極其重要，它在類似的分析中應作為一個關鍵思路，尤其是空間區域經濟系統面對各類衝擊或擾動時。①Berkes等人認為，韌性不僅包括經濟系統應對外界擾動的能力，還包括抓住並轉化外部機遇的能力。②Rose認為，經濟韌性涉及企業、市場、家庭等不同層面，是區域系統中固有的一種響應機制，以及區域在外來衝擊發生時和發生後為避免潛在損失而採取的應對策略的能力。③Foster將區域經濟韌性定義為：面對外部干擾，區域預测、準備、應對和恢復的能力。④Hill等學者認為一個區域，經濟受到衝擊後的成功恢復能力表現為區域經濟的韌性。⑤James則根據遭受外界衝擊發生後的情景，總結了區域經濟的發展趨勢，其中包括能否回到衝擊之前的穩定發展狀態，以及區域經濟可以通過自身結構的調整，實現產業轉型升级，走向全新的發展道路等，並將上述特質視為區域經濟韌性。⑥葉初升將經濟韌性簡練地概括為抵禦風險、駕馭不穩定性的發展能力。⑦Martin的研究將區域經濟應對衰退衝擊的“韌性”歸纳為四個方面：其一，抵抗力，即區域經濟應對衰退衝擊的敏感性和反應程度，或者說脆弱性和易受傷害性；其二，恢復力，即區域經濟從導致衰退的各類衝擊中自我恢復的程度與速度；其三，自我調整能力，即區域經濟系統在遭受衝擊之後重新有效整合其内部即有資源，調整自身包括產業結構在內的社會制度結構，從而適應新的變化了的外部環境的能力，這裡還必然包括維持就業、產出、和收入水平相對穩定的能力；其四，經濟可持續增長路徑的創造與再創造能力，即當區域經濟遭遇衝擊後，改變既有的增長模式，拓展、開創新的發展路徑，從而再度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能力。⑧區域經濟韌性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視作一個地區固有的特質，它是可以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持續提升某一經濟系統的至關重要的屬性。當然，區域經濟韌性又表現為一個循環過程，即區域經濟面對衝擊擾動以及其恢復過程，可能會引起區域經濟結構和功能的演變，而這些變化又會影響區域經濟系統面對下一次衝擊擾動時的抵抗性和恢復性。也就是說區域經濟韌性是動態演化的，它既會影響區域經濟對衝擊擾動的應對能力，也會因系統的改變而發生着演化，從而決定應對下次外部衝擊能力。⑨一般認為，有四個方面的主要因素會對區域經濟韌性產生主導性影響—— 其一，區域產業結構狀況。在已有的相關文獻中，產業結構一直被看作影響區域經濟韌性的最為重要的因素。排除單純的產業多元化與專業化的利弊之爭，僅就應對外部風險衝擊而言，一方面，一個區域產業結構越多樣性，尤其主導產業越非單一化，產業結構分散風險的能力就越強，該地區面對衝擊時越能體現出更好的韌性；另一方面，包括主導產業在内的不同產業，對經濟韌性均表現出不同的敏感度。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區域，由於面對衝擊時會產生高昂的沉沒成本並存在退出壁壘，從而經濟韌性較差；而金融業服務業佔比高的地區，其經濟韌性則顯著強勁。 區域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弊端就是會造成該區域的產業鎖定，而產業結構多樣化則可以防止這種鎖定的發生。因為產業多元化不僅可以降低各類衝擊對區域經濟所產生的破壞力，更有利於區域經濟在遭遇衝擊後迅速恢復。⑩還有學者針對產業結構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影響認為：由於外部衝擊直接影響的是一個或多個產業，產業結構多樣化能夠有效分散風險。然而對於專業化產業結構，一旦主導產業遭到衝擊，短期內會因無法尋找接替產業，從而導致工人重新就業機會變少、經濟韌性減弱等情景發生。(11)以雅各布斯(Jane Jacobs)為代表的城市經濟學家則更加重視產業多樣化的外部性作用。他們認為，由於多數重要的知識轉移會發生於跨產業之間，因此產業結構的多樣性會更能促進知識的跨行業交流，從而促進創新並帶來技術水平的提升，最終促進地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12) 我們知道，由馬歇爾—阿羅—羅默發展的MAR外部性，特別強調產業專業化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因為區域經濟的專業化將有利於降低生產成本、提升生產效率、促進知識溢出等， MAR外部性認為相同或相關行業在某一區域集聚產生的知識和技術外溢效應有助於提高本地創新能力，進而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我以為，我們在闡述產業的多元化更有利於提升區域經濟韌性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區域產業專業化的自身優勢及對區域經濟所產生的正的外部效應，因為兩者是不同的問題。產業的多元化並不是對產業的專業化的否定，專業化寓於多元化之中，多元化包含着專業化。一個擁有較強區域經濟韌性的經濟體，一定是蘊含專業化的多元化的產業結構體。 其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指某種認知鎖定。這種認知鎖定源於社會網絡中不同行為主體間過多的相互關聯性。對個人而言，社會資本表現為個人在社會組織結構中所處的地位坐標的價值：對於群體而言，社會資本則表現為生長在群體中，使成員之間能夠獲得互相支持的那些行為和準則的積蓄。布迪厄提出，社會資本是“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某種集合體，那些資源的集合與某一群體共同持久性佔有同一網絡密不可分的。這種網絡是體系化的，不僅被某一共同體成員所共同熟悉，而且還被他們所一致公認。社會資本從集體性擁有資本的角度，即準公共物品的屬性，為每個會員提供着源於一致認同的支持，提供着足以為他們贏得社會聲望與信譽的憑證”。(13)科爾曼指出：“市場中的經濟人為了實現自身的利益必須進行各種交换……於是自然形成了相對穩定並持續存在的一系列社會關係，……這些社會關係之和不僅被視為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更以一種社會資源的方式存在着”。科爾曼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他認為社會結構資源是個人所擁有的資本財產，這種资本財產亦即社會資本。社會資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就擁有的三種資本，物質資本是有形的，而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則是無形的，三種資本之間存在着相互轉換的可能。社會資本的形式有義務與責任、寄予與期望、網絡與信息、規則與規範、有效獎勵與懲罰、權威與權威關係以及具有各種功能的社會組織，有意識創建的社會組織等。(14)林南認為社會資本是“投資在社會關係中並希望在市場上得到回報的一種有價值的資源，是一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並且可以通過有目的的行動來獲取或流動的資源”。林南在定義社會資本時尤其強調社會資本的先在性，即社會資本首先存在於一定的社會結構之中，人們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這個定義同時也說明了人選擇行為與獲得社會資本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人們是可以通過自身有目的的行動獲得社會資本的。在帕特南那裡，社會資本不是個人的財產，而是一種團體的甚至國家的財產。帕特南強調，社會資本的重要性告訴我們，它的重心點不應該放在增加個人的機會上，而應該放在增進社群的發展上，從而為各種類型的社會組織保留更寬廣的存在空間。(15)學者普遍認為社會資本對提高區域適應能力有着積極的作用。但是，只有當社會資本能夠促進多元化個體和認知，避免出現集體的盲目和短視行為時，它才會有利於區域經濟韌性。如Hassink曾研究了韓國大邱的經濟韌性。大邱曾經是韓國的“紡織之都”，然而兩次石油危機襲來時，並沒有唤起當地人的危機意識，1980年代曾有專家提醒過，警惕中國這個競爭對手的出現，但是大邱認為中國並不可能對其構成顛覆性的威脅，所以產業轉型的步伐始終沒有邁開。後來大邱紡織業不可逆轉的衰落不僅導致了當地經濟的凋敗，而且政府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投資也難有回天之力。其實從現實生活來看，區域創新能力、商業環境、制度政策、區域文化、教育水平、人口等因素都會影響區域經濟韌性，而Hassink尤其指出，由於社會資本、知識網絡和文化等是區域適應力的重要來源，因而對區域經濟韌性的強弱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並且這種影響力同時會向正反兩個方向擴展延伸。(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