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2]04-0074-07 刘康教授近年来在学界发起并引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诸相关话题的讨论，为中国当代文艺和美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问题意识。他认为，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思想与理论大举进入中国，融入中国的语境与历史，通过变异、错位、误读等方式，产生出中国式或中国化的理论话题。“中国学者借助西方理论解释中国，与此同时也反思西方理论自身的种种盲点，因此也就形成了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思想与实践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另一面。”①为此，只有通过批判与反思，探究问题的缘起、症候及其后果，也即中国当下学术语境中所言的“问题意识”，对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的普适论与特殊论等更广泛的问题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刘康教授所论非常富有启发性，为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在内的当代理论研究特别是各学术领域的理论反思提出了新的思路、模式。本文试图借用他所提出的研究思路，对新时期以来(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审美论文艺观念崛起中的中国问题加以反思和研讨，以求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思想脉络有更为切近历史脉动的体认。 一、审美论崛起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之问题”的一个突出文化表征 刘康教授将这一研究新思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他说：“八十年代的主要特点是‘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通过大量译介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学者们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几乎所有问题都重新提出来争论，通过西方的新理论、新观点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构中国的人文社会研究的话语体系”，其中，“文艺、审美和历史、哲学领域的反思一直是主流，但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②这个概括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国内学界，也有学者把“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话语建构方式称为“援西入中”，也就是以译介和输入西方文艺、文化和学术理论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事实上，这种话语建构方式从中国现代新文化与新学术发生期即已开始了。严复对西方学术的译介、王国维对德国美学的引入、鲁迅对摩罗诗人的介绍等，都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还曾基于中华文明再造之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③十六字方针。不过，相比较而言，现代文化和学术发生早期的“援西入中”是整个国家落后挨打之后的被动选择，思想文化上的“援西”往往是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西化”相连带的，因而往往并不见得能够真正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从而找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学术发展的正确道路。胡适将研究问题与谈论主义对立起来而受到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批评，就是突出的一例。而20世纪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援西入中”则有所不同，那是在中国自己经历了长期的政治革命和经济建设，也就是在社会制度和基本发展道路已定的前提下，在总结历史经验并吸取历史教训基础上所做出的自觉选择，根本目的在于解决中国自己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问题，从而发展壮大自身，主要不再涉及社会制度选择上的问题。虽然有这样一个分别，但从表面形式上来看，“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所显示出来的理论建构路径和致思方式是相同的，而且正如刘康教授所言，80年代文化反思中的“援西入中”与此前一样，依然是审美文化领域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在那个时期，文艺以及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在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进程中的确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改革开放、西风劲吹的时代语境之下，80年代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在视野、观念、方法和理论形态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便是文艺观念中审美论的崛起。在与人谈论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时，李泽厚曾经用“回到康德，恢复美感”④来概括80年代时代精神和学术理论的发展情势。“美”和“美感”，的确是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关键性词语。审美论的崛起展开了理论视野上的中西关系，与“西人之话语”的译介、借用相关联，更凸显了那个时期特有的“中国之问题”，是“中国之问题”的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思想或文化表征，值得对之作出依据症候的分析解读。 审美论的崛起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此前发展阶段形成历史切分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理论事件，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公认。同时，审美论的崛起也是80年代“中国之问题”的一个突出文化表征，这一点也在学界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理论研讨和提示。比如，童庆炳就曾总结说：“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由一部分学者率先提出的关于文学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价值’论，摆脱了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的束缚。这一理论的重新被唤起，几乎为全体理论界所接受，认为这是合乎艺术规律的。”⑤童庆炳的这个总结在国内学界是有代表性的，他既肯定了审美论是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又对审美论的崛起做了一定的政治归因。现在看来，这种政治归因有其切合实际的一面，但细加考量，还是显得单一了点。实际上，审美论的崛起，在文艺理论研究的自身范围里不仅仅是为了摆脱“文学政治工具”论的束缚，也与对机械反映论文艺观、庸俗社会学文艺思想等的反思与批判有关，还与对西方现当代文艺、美学和哲学理论与观念的引进或重新认识有关。进而言之，审美论崛起的契机也不仅仅来自文艺领域，它也与中国社会在历经政治动乱之后对人性、人道的时代吁求和个体自由、真善美观念的重新确立有关。因此，审美论崛起背后所隐含着的“中国之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与社会整体相关的，概而言之，乃是多种社会、文化和学术理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理论的发生发展总是基于时代生活的客观历史需求。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⑥正确把握理论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是我们考察和分析一切理论和观念生成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比如，阿尔都塞就说：“为了认识一种思想的发展，必须在思想上同时了解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时所处的意识形态环境，必须揭示出这一思想的内在整体，即思想的总问题。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总问题同属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各思想的总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断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是否有新意义产生。当然，真实的历史也在这一复杂过程中经常起作用。”⑦詹姆逊也曾反复强调：“知识分子是附着于自己的民族情境的”，“理论来自特定的处境”。⑧阿尔都塞、詹姆逊的这些论述值得中国学界认真借鉴与思考。我们反思和探究审美论在80年代的崛起，自然也不可忘记了当时历史处境的影响和规约。审美论崛起中不仅包含着属于文艺和美学方面的中国问题，也必定汇聚折射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因而对审美论崛起的理论研究，既要回到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美学研究的自身场域，也要回到社会变动的历史场域之中。
